導讀：西漢文學家劉歆批註《尚書》時，在說到西周時期周公旦攝政輔佐幼主一事時，對周公旦同時使用了“公”與“王”兩個稱呼。若不深究，似乎也沒什麼問題。但一千多年後，癡迷訓詁的清代學者宋翔鳳卻發現了一個不小的問題——劉歆在造假。因爲在商周時期，“公”與“王”有嚴格區分，當年周公旦輔政是因爲周武王剛駕崩，武王之子周成王年幼，政局不穩，朝廷動盪，當成王長大後，周公旦便將大權還給了周成王。所以，忠心耿耿的周公旦只能被稱爲“公”，而決不能稱爲“王”，否則就有篡政之嫌。
其實，這並非是劉歆的筆誤，而是有意爲之。因爲劉歆當時正是王莽麾下的紅人，而企圖篡漢的王莽曾自比周公，做了西漢王朝的“安漢公”，於是劉歆故意混淆“公”與“王”兩個字，爲自己的主子王莽篡位製造輿論準備。這一字之差的背後，卻包藏王莽篡漢的禍心，而劉歆卻成了王莽政治陰謀的追隨者。王莽滅掉西漢當上皇帝后，劉歆深陷政治漩渦不能自拔，這也是這位國學大師受到後人詬病的重要原因。
改動經書署上自己名字
東漢後期，朝廷腐敗，宦官專權。由於官吏選拔制度出現了紕漏，部分讀書人作假矇混過關的現象時有發生。爲了得到掌權者的賞識，他們鋌而走險，賄賂朝廷大臣，將一些經書上的文字稍加改動便署上自己的名字，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就成了權威。以至於後來“諸生競利，作者鼎沸”。一些正直的知識分子義憤填膺，向皇帝建議打假。文學家蔡邕等人還爲此提出了兩條打假建議：首先廢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選拔方式;其次從源頭上入手，刊定各種典籍，以減少作假的可能性。漢靈帝採納了第二條，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規範各類經書典籍，並刻於石碑之上，公佈於天下。
魏晉時期，雖然政局不穩，但思想文化方面卻發展很快。當時的許多文人都對老莊學說推崇備至，爭先恐後地批註《老子》、《莊子》等道家典籍。其中，“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批註的《莊子》獨具一格，《世說新語》曾評價其“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只可惜他還沒有批註完就因病去世了。後來，西晉玄學家郭象也批註《莊子》，引用了不少向秀的觀點，但卻沒有加以說明。應當說，郭象注的《莊子》是向秀注的“述而廣之”，“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因此，郭象雖然是研究老莊的知名玄學家，但他引用向秀觀點卻不註明出處的做法，還是受到後人批評。
乾隆詩作多爲他人代筆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個喜歡附庸風雅的人，一生癡迷於寫詩，總共留存四萬多首，然而質量上乘的卻寥寥無幾。其實，乾隆的許多詩作都是他人代筆的，一些質量不錯的詩作也多是經過御用文臣潤色過的。其中大學士沈德潛的功勞最爲突出，因此沈德潛生前備受乾隆寵愛。沈德潛死後，其門人整理他的作品時，把他爲乾隆代寫的詩也收錄了進去，令乾隆惱羞成怒，急火攻心，便下令把沈德潛的屍體挖出來鞭打，還查抄了沈德潛的家，可見學術造假這種事是不足爲外人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