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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說本朝無名臣是什麼意思?他爲何要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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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清朝第六位皇帝,在位六十年。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清朝乾隆年間,乾隆皇帝曾主持編纂了一部古今書籍集合《四庫全書》,是由紀曉嵐等360多位高官、學者共同編撰,3800多人抄寫,前後耗時十三年編成。分經、史、子、集四部。共收錄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36000餘冊,約八億字 ,完本後的《四庫全書》整體規模是明朝明成祖時期編纂的《永樂大典》的3.5倍。

乾隆說本朝無名臣是什麼意思?他爲何要這麼說?

爲編纂這部所謂前無古人的浩蕩鉅著,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八年下旨向全國收集古今各類圖書,起先,清朝的各督撫大臣都以爲乾隆只是爲了弘揚所謂的盛世而編書,大家也都很配合,經過一年多的獻書行動,從全國各地彙集了一萬多冊各種書籍供乾隆選定。

結果大家都猜錯了乾隆的真正心意,乾隆編書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爲了弘揚什麼盛世,而是爲了端正意識形態,乾隆登基初期曾經一度以寬仁理念治國,放鬆了文字禁,但在很多爲了上進而喪失道德的官員眼中,文字案件是打倒政敵和巴結皇帝的最有效手段。

清朝從入關以來就重視文字禁,順治康熙雍正執政時期都有過大規模的文字案件,嚴酷的文字案件當然是爲了維護清朝的統治權,乾隆登基後,因爲當時清朝已經入關一百多年,不管是因爲高壓也好,順應也好,清朝的統治權基本上穩固,所以乾隆也放寬了文字禁。

但從乾隆十九年到乾隆二十八年,發生了許多揭發逆書案件,如《文武記》逆書案,《治平新策》逆書案,《吊時》逆榜案等等,包括《水滸傳》這樣的民間演義小說也被稱之爲“教誘犯法之書”。這些都是因爲官員之間的爭權而互相揭發出來的,涉及的官員包括從中央的御史到地方上的督撫等各種級別的官員。

這麼多逆書案件發生,讓乾隆高度警惕,不管乾隆是個什麼樣的皇帝,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爲了維護以愛新覺羅家族爲首的清朝統治權,他是不惜大殺特殺的。而且從乾隆執政中期開始,因爲乾隆自己的揮霍無度和好大喜功,到處遊玩和四處征伐,國家財政逐漸衰敗,也導致民間引發了各種不大不小的叛亂。

乾隆說本朝無名臣是什麼意思?他爲何要這麼說? 第2張

民間有不滿情緒,官員士紳中也有恢復爲前朝說話的意向,如果兩者結合在一起?爲此,乾隆當然毫不姑息的對涉及到文字案件中去的官員舉起嚴懲之刀,但總靠殺戮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法,乾隆也清楚部分文字案件是被無良官員利用,所以他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於是編纂《四庫全書》的大項目就出臺了。

乾隆組織編撰《四庫全書》的目的首要是借編書篡改對清朝統治權不利的各種歷史記載,其次是收集齊全民間的各種思想學術文獻,查看裏面是否有對清朝統治權不利的描述和記載,最終的目的是徹底銷燬所有的對清朝統治權不利的文字記載,從文字傳播的上游遏制。所以,當各地獻上的書籍均爲普通文獻的時候,乾隆大發雷霆,乾隆三十九年特發上諭:

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間譭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此等筆墨妄議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豈可不細加查覈。

爲督促各地官員查抄所謂的禁書,乾隆在此之後還連發上諭重申自己的要求,明確指示哪種類型的文獻需要銷燬,還將官員的前程和查抄禁書聯繫在一起:

朕此前諭令各督撫查辦應行銷燬書籍,原因書內或有“悖理”“妄誕”者,不可存留於世,以除邪說而正人心。如有與《字貫》(因序言有指責上蒼的語句被判定爲反書)相類悖逆之書,無論舊刻新編,俱查出奏明,解京請毀,如有收藏之家,此時即行繳出者仍免治罪,若藏匿不交後經發覺,斷難輕宥,即該督亦難辭重譴矣。

各地官員在如此嚴厲的命令下,不得不仔細尋訪及嚴格查抄禁書,在乾隆的親自督辦下,借編撰《四庫全書》查抄所謂禁書的運動轟轟烈烈,成效顯著,從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九年這十年間,配合乾隆清查書籍的官員統計出共67萬部(本),3000多種類的書籍需要銷燬,“毀書之烈”冠絕各朝。

而在各地清查書籍的過程中,大案要案也頻繁發生,從乾隆元年至乾隆五十年止,共有文字獄案件71起,其中乾隆四十年後因清查書籍引發的就有44起,佔據近三分之二。除嚴懲波及到的官員外,乾隆對於文字傳播的主要羣體,即清流名臣也開始大肆打壓,乾隆知道民間話語權的重要性,爲打擊清流名臣的威望,提出“本朝無名臣”的說法:

乾隆說本朝無名臣是什麼意思?他爲何要這麼說? 第3張

名臣之稱,必其勳業能安社稷方爲無愧,方纔當之無愧。然而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何況歷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朕以爲朝綱整肅,應既無名臣,亦無奸臣。爲何?有朝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之別,也是社稷之福了。

至乾隆四十九年起,乾隆朝就不準有名臣了,名臣奸臣都不準有,只能允許皇帝有名氣。而官員的求名之舉也被嚴厲禁止,乾隆明發上諭要求禁止爲官員建立“功德碑”或“德政碑”,禁止爲離任官員製作萬民傘,禁止用民間習俗和禮儀感謝卸任官員,已經建立好的“功德碑”或“德政碑”要全部毀掉。

在如此高壓下,所謂皇皇鉅著《四庫全書》順利編纂完成,該銷燬的書籍都毀掉了,乾隆藉此通過文化專制對官員士紳和庶民的思想控制和打壓也順利完成,至少在當時,全國上下就只能記住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和“輝煌盛世”,而失去的可能就是大量的文化斷層,比起因戰亂損失掉的,這樣失去的纔是最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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