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愛民勤政的崇禎帝生不逢時，才變成亡國之君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明朝滅亡雖然是不可逆轉得歷史大勢，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明朝想要延長個幾十年也不是不行，崇禎帝的確很勤政，表現得很愛民，但是實際上他犯了很多大錯誤。
那麼，崇禎帝究竟在哪些大事上出現決策失誤呢?
第一、目光短淺，未能抓住當時主要的社會矛盾，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加以緩解，而是“刻於理財” ，反而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導致農民起義呈現星火燎原之勢，終致一發不可收拾。
崇禎帝即位之初，面臨着階層矛盾、族羣矛盾和統治階層內部矛盾三大尖銳的社會矛盾。
就東北地區來說，以後金(清)國爲代表的女真部族和以明朝爲代表的漢人的矛盾，已上升爲當地的主要矛盾。
而內地的廣大地區，則是農民階層和官僚地主階級的階層矛盾居於主導的地位。
正是尖銳的階層矛盾，決定着明朝悲劇的命運。
只有抓住這個主要的社會矛盾問題，並設法加以緩解，纔有望使剛剛爆發的農民起義得以平息，從而解除後顧之憂，集中全國的力量對付後金(清)國的進攻。
只有解決農民問題和女真問題，才能解決統治階層內部的黨爭(這種黨爭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應對農民起義和後金國的進攻而引起的)，才能真正實現所謂的中興之治。
但目光短淺的崇禎帝見不及此，並沒有抓住這個主要的社會矛盾問題，施行強有力的措施。
明末階層矛盾的急劇激化，主要是由於明朝這個政治體制的僵化腐朽、官場腐化墮落、土地的高度集中、賦役征斂的過分苛重、水利設施的年久失修造成的，廣大農民百姓因而陷於極端貧窮的困境，連簡單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只得鋌而走險，揭竿而起。
其中的許多問題是長期積累的痼疾，不是一紙詔令就能馬上解決的，但賦役征斂的過分苛重，卻是可以立即採取措施加以緩解的。
但是崇禎帝視而不見，反而對增加朝廷收入非常感興趣， 其《即位詔》雖然表示對“民艱”將“求宜於通變”，而後開列的五十款大赦新政：其中的第八款規定免除各省虧欠的夏稅秋糧及雜項課稅一年，南直隸、浙江等南方十三省免除天啓元年分，北直隸免天啓二年分;內宮物料則南直隸、浙江等南方十三省免除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分，北京周圍六府免除萬曆四十七年分，順天、永平二府免除天啓二年分，以後年分照常徵解;第九款規定免除天啓元年分以前拖欠加派錢糧;
第九款規定免除拖欠萬曆四十八年以前金花銀;
第十款規定免除天啓元年以前各地永折和因爲災情折收的銀兩;
第十一款規定將清查民間丁口，蠲免無丁而被迫繳丁糧者;
第十二款規定禁止相關衙門不得於徵收賦稅中加重科罰;
第十六款規定解官、解戶解到絹布式樣不合格者酌量從寬驗收;
第四十七款規定蠲免浙江、福建、蘇、鬆、常、鎮、徽、寧、揚、廣等南方城鎮處拖欠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歲造段匹;
第四十八款規定免除各地拖欠天啓元年以前解四司物。
這些免除的部分，多是拖欠多年而無法徵收的稅課。
至於夏秋兩稅這兩項賦稅中的主要稅種，最多隻免除至天啓二年，有的地方則只能免除到萬曆四十七年以前的欠額，這就意味着有些地區拖欠了八年之久的稅課仍將繼續追繳，至於近五年的正稅，一毫一釐都不得減免，典型的屬於口頭優惠，實際優惠根本沒有，等於畫餅充飢。
崇禎帝繼位之後，雖然下詔說“切念民艱” ，一再表示：“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連年加派絡繹，東 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
但他在位的十七年裏，只有寥寥無幾的幾次是真正停止織造、蠲免逋賦、禁止私派的措施，即崇禎元年二月“停蘇杭織造” ，四月“禁有司私派”;九年三月“蠲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五月“免畿內五年以前逋賦”，十一月“蠲山東以前逋賦”;十二年八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之半”;十三年三月“免河北三省逋賦”;十五年正月“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賦” 。
與此同時，崇禎帝又不顧百姓的死活，加重賦稅的徵派。
崇禎三年九月，兵部尚書樑廷棟以“兵食不足”爲由，請求增派田賦。經過戶部尚書的規劃，決定在萬曆末年每畝加徵九釐遼餉的基礎上再加徵三釐稅賦， 從崇禎四年開始進行徵派，一共徵銀6679208兩，再加上該這一年遼餉中增派的雜項、鹽課、關稅等等各項銀兩，單單這一年，徵收的遼餉總數就已經高達10299602兩。
崇禎十年，爲了鎮壓愈演愈烈的農民起義，兵部尚書楊嗣昌再次建議加派剿餉，“畝輸糧六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
明崇禎帝想都沒想，直接批准這一建議，還假惺惺地表示：“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 。
實際上一年後，明廷再次下令再徵稅賦，一直到了崇禎十三年才停止徵收相關稅賦。
崇禎十二年， 又以“抽練各鎮精兵”缺乏餉銀爲由，再次加派徵收稅銀，於這一年六月正式開始徵收，總數爲7300000兩。
上述遼餉、剿餉、練餉三項加派，從田賦中加徵的餉銀總計多達1670000多兩，超過萬曆年間平常時期歲入的一倍以上。
這必然導致當時的百姓怨聲鼎沸，罵崇禎帝橫徵暴斂 。
不僅如此，崇禎帝還嚴責各級官吏，必須將規定的稅額足額徵收上繳，爲了鼓勵官吏徵稅的積極性，還將徵稅的數額與職位的升降、俸祿的增減直接掛鉤。
史料記載，“上(指崇禎帝)初即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 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嶽貢、蘇州陳郡伯洪謐，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
朝廷上的官吏只要是反對加派的，崇禎帝就感到十分厭煩，到了崇禎帝后期，甚至對這些官吏進行嚴加懲處。
比如崇禎十二年五月，耿直朴忠的傅宗龍出任兵部尚書，入見崇禎帝，“諄諄以民窮財盡爲言，雲餉不可加，兵不可增”。崇禎帝開始還言不由衷地表示：“卿言是”，傅宗龍“指天畫地，言俞力”，明思宗便拉下臉來，說：“卿但當料理寇敵耳!”待傅宗龍告退後，他又對閣臣說：“宗龍所言，半言官餘，何也?”從此，“兵部諸疏無一俞者，未幾下獄” 。
相反，凡是支持加派重徵的官吏，崇禎帝就感到高興，甚至對那些官吏大加提拔。
比如崇禎十一年四月，他在中左門選拔官僚，詢問如何能夠使國家足兵足食的計策，知縣曾就義這樣說道： “百姓的困苦都是因爲官吏不廉潔。如果官僚都很廉潔，那麼搞一些加派以接濟軍需，也不是不可以。”然後崇禎帝只有選擇性聽力，只聽到加派，沒聽到官吏廉潔，對知縣曾就義十分滿意，當即“拔第一” 。
崇禎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對百姓加派，使本已十分貧困的廣大百姓進一步陷於破產，大批逃亡，而官府又窮兇極惡地追討錢糧餉銀，甚至勒令逼供未逃的農戶賠納已逃農戶應交的錢糧餉銀，逼使更多的農戶和百姓背井離鄉的逃亡。
“餉加而田日荒，徵急而民日少” ，棄田逃亡的現象與日俱增。
比如河南彰德府的武安(現在屬於河北省)，知縣竇維輅在崇禎十四年上奏朝廷，大致意思如下：“本縣原編戶口10035戶，已經絕了8028戶;原編人丁有20325丁，現在有18450丁逃的逃、死的死。”
加上朝堂腐敗，水利年久失修，從崇禎十二年開始算起，全國連續三年不斷髮生雨雹、旱蝗等各種自然災害， 貧苦農民無以裹腹，只能成爲流民，最終轉死溝壑。
平原地區更是赤地千里，顆粒無收，史稱“流亡滿道，骴骨盈野。陰風慘骨燐之青，嘯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闔門投繯者，有 全村泥門逃者，有食雁矢、蠶矢者，有食荊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於道而不能言者，…… 有集數千數百人於城隅周道而揭竿者。”
崇禎帝一再實行加派稅賦，其理由是“帑部匱絀” ，國庫空虛，無法支付日益增加的軍費。
當時，國庫固然匱乏，但皇帝的內府私庫並不缺錢。
明朝初年，米、麥等實物的徵收在財政收入中佔據主導地位，戶部所設的內府十庫雖然名義上是朝廷的國庫，其實已經開始變成皇帝的私庫。
進入明中期之後，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的貨幣化，大量實物形式的財政收入轉化爲貨幣收入。
明廷於是對財政體制作出相應的調整，在正統七年(1442年)在北京設立太倉庫，專門用來儲蓄白銀，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的戶部設立儲蓄白銀的銀庫。
此外，還有京、通建立兩大倉，貯存由運河漕運來的米糧，以供京城皇族、百官、京邊衛軍百姓的日常食用。
太倉銀庫設立後， 便成爲朝廷國庫，而內府則徹底變成皇帝的私庫，朝廷的財政收支與皇室財政收支基本分開。
嘉靖中期以後，由於大興土木，加以“南倭北虜”兩股敵人交相進犯，軍費開支急劇增長，太倉入不敷出，到了隆慶初年的時候，整個國家都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
但經過名相張居正的大力改革後，朝廷財政危機便得到了很大的緩解，到了萬曆四年，“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 。
萬曆帝親政後，不理朝政，導致國家越來越入不敷出，特別是萬曆晚年所謂的萬曆三大徵，其龐大的軍費開支， 導致國庫空空如洗。
與此同時，萬曆帝通過“傳索帑金”，加上派遣礦監稅使四處搜刮，使得“內帑之充盈”達到“亙古未有”的程度，內府金銀山積。
萬曆帝死後，明光宗在位僅一個多月，明熹宗在位也僅七年，短短几年時間，內府的儲蓄雖然花掉了很多，但是並沒有花光。
然而崇禎帝也如同自己的祖父萬曆帝一樣嗜財如命，就是不肯往外拿，有時還對羣臣大嘆窮經;說“目今帑藏空虛” 。
後來，李自成大順軍入京，內庫“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 。
另有史書記載說：“內帑所出，不知幾千百萬。”
崇禎帝死死捂住的這一大筆金銀財寶，最終都成了大順軍的戰利品。
明思宗的刻於理財，竭澤而漁，只能進一步激化階層矛盾，爲農民起義提供更爲深厚的社會基礎。
而所謂的三餉加派，更是直接促成農民起義高峯期的到來。
崇禎十年三月，楊嗣昌到京就任兵部尚書，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策略，並在加派遼餉之外， 再次加派剿餉，加強對農民起義軍的征剿，效果很不錯，大部分農民起義軍都被剿殺殆盡，迫使張獻忠與羅汝才受“撫”，李自成被迫率領殘部退入商洛山中，農民起義一時間陷入低谷。
但是， 遼餉與剿餉的加派，加上小冰川期自然災害的頻頻發生，把百姓逼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加上楊嗣昌密謀對張獻忠發動突然襲擊，張獻忠察覺後，決定在崇禎十二年五月在谷城重舉起義旗。
明廷又在當年再次進行加派練餉，更把廣大貧苦農民推向絕路。
李自成也在崇禎十三年六、七月期間，再次率殘部攻入赤地千里、流民饑民遍野的河南，並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和“不當差，不納糧”的政策，起義再次呈現星火燎原之勢。
不到幾年，李自成就率領大順農民軍攻佔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統治，崇禎帝走投無路之下，走上煤山自裁，明朝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