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1447年7月21日-1516年8月17日)，字賓之，號西涯，出生於順天府玄武湖，明朝官員。
正德年間，劉瑾等八個太監倚仗權勢胡作非爲，引起了朝臣憂慮，於是爆發了一場如火如荼的彈劾“八虎”的鬥爭，爲首者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內閣大學士，他們也是受弘治遺命輔佐正德的顧命大臣。結果，昏庸的正德一心護着劉瑾等人，劉健、謝遷只好辭官而去，李東陽也多次請辭，但未被批准。從此，李東陽踏上了一段艱難的做官和爲人的途程。
李東陽雖出身於行伍世家，其父卻是飽學之士，以開私塾爲業，對他教育有方。他三歲就能寫一尺見方的書法，有“神童”之譽。他17歲中進士，從成化到弘治初期，入翰林院任編修、侍講學士、太常少卿近三十年，雖遠離政務，卻很關心天下大事。
李東陽
弘治五年(1492年)，天下大旱，朝廷徵集對策，他摘《孟子》七篇大義，並將自己對時政的意見數千言一併呈上。弘治很讚賞，將他升任禮部右侍郎、侍讀學士入內閣，專門負責誥敕之事，後又升爲文淵閣大學士。在弘治朝，李東陽可謂春風得意，他在內閣與謝遷和首輔劉健同心協力輔佐弘治。弘治比較賢明，善於納諫，注意節儉，不讓宦官得勢，因此，天下比較安定，舊時史家有“弘治中興”的好評。對三位位同宰相的大學士，民間也有“李公謀，劉公斷，謝公獨侃侃”的稱讚。
李東陽關心民間疾苦，直言敢諫。弘治十七年，山東的闕里廟重建，他奉命前往祭祀，一路考察民情政情，回京後將所見災患、時政弊端如實上奏，痛切地指出：“我自己若非經過其地，只在官府中看看公文，尚且不知詳情，何況是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呢?”他最後說，過去皇上因災異徵求意見，羣臣盡言無諱，但屢次下的詔旨因涉及內廷權貴，常常不了了之，這次他的上奏可不能再重蹈覆轍。弘治並未因李東陽觸犯自己而憤怒，而是將他的建議付諸實施。
李東陽還極力幫扶後輩，舉薦才品兼優者，他推薦的士大夫學有所成者不在少數。他還是文章大家，朝廷的大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筆，天下傳誦。他又擅長詩詞、書法、篆刻，是文學上“茶陵派”的領軍人物。這個流派力圖擺脫明初“臺閣體”的一味仿古，對以後的明代詩風有相當影響。史書稱讚：“自明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世奇後東陽而已。”
這樣看來，李東陽的官場生涯也算順風順水，唯一憋屈的是，正德期間，李東陽獨留內閣，居於首輔之位，卻須仰劉瑾鼻息，“悒悒不得志”。
李東陽畫像
正德由於年幼即位，只知玩耍，因此朝中大權都落到了掌管機要的司禮監太監劉瑾身上，正德只負責簽字，對內容並不感興趣。對此，劉瑾採取了特殊手段，所有奏章都要先呈送給他，稱“紅本”;劉瑾沒多少文化，便帶回家中，由其妹夫禮部司務等人篡改，心腹焦芳潤色，稱“白本”，再上呈皇帝。劉瑾下達的皇帝敕旨真假混淆，難以辨別。於是，這時期出現了許多迫害百姓和正直官員的暴政。
對於內閣首輔李東陽，劉瑾表面尊敬，稱他“先生”，實則將他當作可以任意處置的下屬。焦芳被劉瑾安排入內閣後，因李東陽位在己上，便常向劉瑾說他的壞話。因此，李東陽主持編寫的《通鑑纂要》完成後，劉瑾派人挑出一些文字筆畫上的小毛病，就革除了幾名謄錄官，並欲株連李東陽。李東陽“大窘”，趕緊降身屈尊，請焦芳向劉瑾求情，這才免了災禍。
閣臣中還有個正直的大臣王鏊，爲削弱焦芳的力量，李東陽又緩引王鏊入閣，可是，王鏊忍受不了劉瑾的兇暴，辭官而去，劉瑾立即又安排其他親信入閣，所以李東陽在內閣始終勢單力薄。
但他沒有像王鏊那樣一走了之，而是小心翼翼地“委蛇避禍”，對劉瑾炮製的那些上奏的“白本”，他常不置一詞;劉瑾在京城修造玄真觀，他爲之撰寫碑文。這些有污他昔日清名的窩囊表現也爲氣節之士詬病。他的一個門生寫信給他，說他如不辭官，就請他削去自己的門生籍;有人還向他投寄匿名詩，譏諷他是“伴食中書”，並以鷓鴣和子規兩種鳥的啼聲爲喻，勸他不如歸去。他忍受了這些誤解，默默地堅持他當初獨留內閣的打算，如他後來所說的：之所以委屈自己，就是希望能對朝廷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他畢竟有很高的聲望，正德也信任他，所以劉瑾有時也不得不有所忌憚。如劉瑾實行對犯法者的連坐法，株連無辜的人，經李東陽努力求情，無辜者才得以倖免;劉瑾對被貶斥的官員實行罰米實邊(將米搬到偏遠地方，以充實邊境)，經李東陽周旋，改爲在其原籍交付，免去了他們長途搬運之苦;還有幾位官員因得罪劉瑾，“皆荷重校(枷刑)幾死”，經李東陽出手相助，改爲謫戍或貶爲百姓。
正德三年(1508年)，御道上發現一封歷數劉瑾罪惡的匿名書，劉瑾竟罰百官在烈日下跪在奉天門外，接着又將五品以下的三百多人關進了監獄。經李東陽力救，劉瑾也聽說匿名書是太監所爲，衆官才得以赦免，可是仍有幾人已被曬死和賜死於獄中。
劉瑾對當初彈劾他的劉健、謝遷恨之入骨，他們辭官後不久，劉瑾就將他們列爲奸黨，後來又捏造“循私援引”的罪名，準備抄他們的家。也是多虧李東陽努力解救，他們最後以被削職爲民了事。
得到李東陽解救的賢臣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一清，他是後來誅除劉瑾的關鍵人物。此人文武兼備，曾總制西北三鎮軍務並任右都御史，因不依附劉瑾，被誣爲“冒破邊費”下獄，後經李東陽力救，去職還鄉。後來，陝西的安化王反叛，據說經李東陽推薦，楊一清被重新起用當總制軍務討伐叛亂。平叛後，楊一清以安化王反劉瑾的檄文爲引，與監軍太監密謀，告發了劉瑾的大罪，劉瑾因此被處死。
當初若沒有李東陽的解救，楊一清就不可能復出;他不復出，劉瑾還會猖狂下去。後來，楊一清曾對人說：“賓翁(指李東陽)補天捧日無跡。”
劉瑾被除後，正德開始繼續寵信太監、遊樂無度，荒於朝政，李東陽屢上諫言均不聽。李東陽於65歲時以老病退休。《明史》說他：“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可見他是廉潔白奉的，也沒置什麼產業，致仕還家後生活並不寬裕。由於他精於詩文書篆，名滿天下，前來購買書畫者“填塞戶限”，直到他69歲辭世。
李東陽獨留內閣，忍辱蒙詬，與劉瑾之輩相周旋，是源於他對爲臣者的價值判斷。他在所寫的文章中曾將唐代的褚遂良同狄仁傑作比較，認爲褚遂良死武則天之立，狄仁傑不死武則天之篡，是“死者難而易，生者易而難”。劉瑾亂政時，李東陽選擇的是效法狄仁傑。對於狄仁傑，明末的思想家李贄有很高評價：“樑公(狄仁傑)……同塵合污，與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這評語基本也可用在李東陽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