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頓·丘吉爾，本命叫做溫斯頓·倫納德·斯賓塞·邱吉爾，英國前首相，英國政治人物、演說家、軍事家和作家，外文名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生卒時間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
他的告別演講必然會包含核武器這個主題。1955年2月，年逾80歲的丘吉爾戀戀不捨地辭去首相職務時，他決心要在衆議院最後做一場隆重的演講。他鐘情的氫彈爲他提供了絕佳主題——和氫彈比起來，同時代的所有其他事情都顯得微不足道。正如幾個月前他對醫生講過：“我對[氫彈]的擔憂，比對所有其他問題的擔憂加起來都要多。”
丘吉爾認爲，氫彈是自七八百年前蒙古人開始西征以來，西方文明所遭遇的最大威脅。3這種威脅已經成爲他的一塊心病，驅使他發起最後的重要外交倡議：邀請蘇聯和美國領導人會談，以緩和冷戰的緊張局勢，從而降低訴諸氫彈的風險。4這番奔走肯定會在演講中提及，但他的主要任務還是要論證，英國必須擁有這種令他恐懼不已的武器，來形成對蘇聯的威懾。幾乎可以肯定這一論證會在衆議院旗開得勝——他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在這個世界似乎要奔向一場核浩劫的關頭，給他的國家帶來一絲希望。
他投入自己的演講中，歷數核武器的來龍去脈和他在其中的作用，千方百計追溯到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寫的文章，文中提到過潛在的核能量會改變世界。《五十年後》(“Fifty Years Hence”)是其中的一篇佳作，這篇4000字的文章初次發表於1931年末，推測了科學對未來生活可能造成的影響。在文中，他提醒人們注意未來可能出現的核武器，以及這個發明將帶來的挑戰。他甚至瞥見了氫彈的破壞力，這種武器將在二十一年後被首次引爆：
極爲權威的人士告訴我，未來人類一定會發現重要性遠遠超過任何已知能源的新型能源。核能的威力是我們今天使用的分子能所無法比擬的……如果一磅水中的氫原子能夠被設法聚合在一起形成氦，所釋放的能量足夠驅動一臺上千馬力的機器運轉一整年……科學家們對這種近乎無窮能量之源的存在均不持異議。
丘吉爾這篇文章的基礎是弗雷德裏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的一篇草稿。林德曼是一位言語尖刻的牛津大學物理學教授，堪稱丘吉爾的“科學大宰相”。在丘吉爾看來，林德曼是“國內頂尖的科學家和最強大腦之一”，但學術界許多重要人士並不認同這一觀點。6他們大多認爲，丘吉爾口中的這位“教授”還算是一名傑出的科學家，天賦是能夠把複雜的論述概括得既簡單又準確，但他不是一個深刻的或有想象力的思想家，當然也算不上核科學方面的專家。
教授爲他所仰慕的朋友提供的服務之一，是通報基礎科學的最新研究進展，以滋養其求知若渴的頭腦。1926年春，當物理學家們談論新近發現的具有革命性的物質量子理論時，林德曼送給時任財政大臣的丘吉爾一本書，講如何運用基本的量子觀點來理解原子結構。丘吉爾深深地被這本書吸引了，以至於幾小時都無法專注地編制預算。
幾年之後，林德曼使丘吉爾同步瞭解到劍橋大學的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及其同事在覈物理方面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包括原子核的首次人工嬗變。此後不久，丘吉爾就對科學家的成就感到驚異，並在主持了一場林德曼關於核物理面向非專業人士的談話之後聲稱：“這就是科學進程中的偉大研究。”教授確保讓丘吉爾領先於其他所有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或去世)瞭解到核技術的機遇和威脅，而獲得的回報則是，丘吉爾讓他成爲曾服務於政府的最具政治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
弗雷德裏克·林德曼，查威爾勳爵，約1952年
1955年2月下旬丘吉爾所準備的演講，是他爲了在英國戰後歷史上留下光輝名望而做的最後努力，在演講中他將自己定位爲大英帝國最近兩任女王統治期之間承上啓下的人物。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最後歲月，丘吉爾就閱讀過印行甚廣的有關放射性發現的讀物，科學家們後來明白，這一發現與核能的釋放有關。而今，在伊麗莎白時代的初年，他正授權制造一種能夠釋放這種能量的武器。直到一年前讀到《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上的一篇頭版文章《毀滅與氫彈》，他才首次全面認識到氫彈的破壞力。正如他幾個月後告訴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他當時差點連眼珠子都蹦出來了。
議會的同事們現在正期待着他以一場偉大演講來圓滿結束第二個首相任期。儘管所有人都知道丘吉爾對氫彈的癡迷，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全面介入了發展核武器的進程。白廳(Whitehall，英國政府的所在地)有幾個人熟悉他這段經歷的細節，知道按丘吉爾自己的標準來看，核發展事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算不上特別出彩的部分。他幾乎總是被動應對而非引導事件的發展，在顧問選擇上暴露出判斷力不足，直到木已成舟，也沒有展現出他所吹噓的見識和想象力。
在深陷世界大戰亂局的時刻，還要不得不考慮核武器的可能性，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場災難。1940年5月，丘吉爾第一次擔任首相的兩個月前，白廳接到來自伯明翰的消息，兩位“敵國僑民”(這是政府對他們的分類)已經發現了製造原子彈的可行方法。接下來的近兩年裏，丘吉爾在覈方面的顧問渠道過於狹窄，認識也過於膚淺。最糟糕的是，他排擠了亨利·蒂澤德(Henry Tizard)，而蒂澤德在運用科學解決軍事問題方面是英國首屈一指的專家，這一做法讓許多領軍科學家大失所望。計算機先驅，前雷達工程師莫里斯·威爾克斯爵士(Sir Maurice Wilkes)回憶道：“科學家們給首相推薦了最能體現他們共識的人，然而他卻選擇了另一個自行其是的人。”10幾乎整個戰爭期間，丘吉爾只和林德曼以及他們的同事約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nderson)討論過這種新式“爆炸物”——原子彈造出之前他通常這樣稱呼——而對絕大多數內閣成員保密。他沒有再展現出慣常的穩健作風，也不再有以往對開創性新武器(如“一戰”中的坦克)的熱情。
約翰·安德森爵士，約1940年
1941年8月，當丘吉爾簽署了製造原子彈的計劃時，他並沒有領會這種武器的變革性實質：一架飛機便可載運它，在數秒內抹掉一座城市。英國的核科學家，當時在該領域遠遠領先於美國同行，曾給了丘吉爾極具價值的籌碼來應對羅斯福，而羅斯福也寫信建議英美開始平等合作共同製造原子彈。丘吉爾實際上白白浪費了這一籌碼。他幾周都沒有迴應羅斯福總統的慷慨允諾，甚至還對原子彈合作擺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到美國捲入戰爭之時，規模龐大的“曼哈頓計劃”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該項目毫不留情地追求美國自身利益，把丘吉爾晾到一旁。直到1943年初春，他纔好像首次認識到核計劃的戰略意義，但已比羅斯福晚了十八個月。丘吉爾及其核心顧問這一次的缺乏遠見，導致的後果之一便是英國科學家在這項計劃的領導中只能擔任次要角色，他們對如何應用自己原創的那些想法也沒有足夠的決策權。
1944年5月，丘吉爾在唐寧街10號會見了丹麥理論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這次會見非常尷尬地顯露出他對原子彈缺乏洞見。衆所公認，玻爾是世界上成就最爲卓著的核科學家，雖然不善言辭，但擁有超常的智慧。當玻爾含含糊糊地說出他的建議——美國和英國應該與盟國蘇聯共享核武器的祕密時，丘吉爾不屑一顧，一點也沒有表示出對林德曼的那種尊重和專注。羅斯福也沒有時間聽取這位丹麥人的想法。假如這些領導人深入思考一下玻爾的觀點，避免戰後極度惡化的軍備競賽就並非完全不可能。
尼爾斯·玻爾，“丹麥偉人”，1944年
在丘吉爾與美國行政機構達成的所有戰時協議中，他特別自豪的是1943年夏在魁北克與羅斯福會晤時談到了原子彈並達成協議。這一協議使得被排斥了近一年的英國科學家，得以參與到“曼哈頓計劃”中，還做出莊嚴承諾，只有在美國和英國一致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對其他國家使用原子彈。但問題在於，這不是一個條約，而只是一個私下約定，丘吉爾和羅斯福都瞞着衆人，只有少數幕僚知道。領袖們本來把原子彈看作私密的事情，但是到了戰後這一方案不出預料地事與願違，給英國造成嚴重後果。艾德禮發現，杜魯門及其行政團隊不願履行《魁北克協議》：1946年，美國政府通過了一項蠻橫自私的法案，禁止了與任何國家在覈問題上的合作。艾德禮最終決定斷尾求生，成立了一個核科學家團隊，利用從“曼哈頓計劃”中帶回的技能和零碎情報，在幾乎沒有美國幫助的情況下，用數年時間來製造英國自己的原子彈。丘吉爾如此另眼相看的英美兩國關係，實際上卻情薄如紙，這種情況也屬罕見。
魁北克城堡，1943年8月。前排左起：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
丘吉爾知道，蘇聯不可避免地會在戰後很快擁有原子彈。由於害怕蘇聯的軍事冒險主義和它在東歐控制的政權，丘吉爾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論點，即如果雙方不能如他所願地建立友善關係，美國應籌劃一場對蘇聯先發制人的核攻擊。杜魯門總統對此無動於衷，丘吉爾也在1949年8月蘇聯首次核試驗之後改弦更張。尼爾斯·玻爾預言的軍備競賽如今正在上演，世界似乎淪落到相互確保毀滅的時代。
從1951年10月起，展望即將到來的核戰爭，逐漸成爲丘吉爾第二個首相任期的重大主題。在當政的最後兩年，他將大部分時間用於盡力避免這種災難性衝突，堅信自己能夠將蘇聯和美國帶到會議桌前，通過交談找到更爲理性的方法，與他經常描述爲“駭人武器”的氫彈共存下去。面對鋪天蓋地的冷嘲熱諷，他挺過了一場自己吹噓爲“會幹掉大多數人”的中風，他用20世紀40年代所展現的全部韌勁和勇氣來從事這一可能有些異想天開的事業。直到一切清晰地表明，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不會合作，想成爲現代救世主的夢想泡了湯，他才最終偃旗息鼓。在這個當時來說希望渺茫的事業上，他的一籌莫展是其政治生涯的悲劇之一，儘管這個過程也給他帶來過聲望，有助於消除一點戰爭販子的惡名。這是一個政治家過於超前於時代而遭遇的挫折——他過早地嘗試促成緩和議題，而該議題爲後世的多位領導人增添了聲譽，特別是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
丘吉爾、杜魯門和斯大林在波茨坦會議上，1945年7月
丘吉爾第二個任期中令人好奇的一件事是，他起初對發展核電顯得興味索然，儘管數十年前他就在廣爲流傳的文章中預見並討論過核能。像往常一樣，他信賴美國人的善意——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藉助他們的技術，但在已經躋身英國核工業教父地位的林德曼勸說下改變了心意。到那時爲止，他與林德曼之外的幾位高級科學家，甚至和幾名主要核物理學家都能相處融洽。在開始準備關於氫彈的告別演說的四個月前，他已經與約翰·考克饒夫爵士(Sir John Cockcroft，首次實現人工核裂變的兩人之一)詳談過三次。兩次關於核政策的討論都是在觥籌交錯的漫長午宴中進行的，首相心情都不錯。
到1955年2月下旬，丘吉爾用幾個上午的時間端坐在牀上，身着絲質便袍，來打磨他的演講稿。他仍然儀表堂堂，儘管身材略矮，但有着粉色賽璐珞一樣平滑光鮮的皮膚，看上去像一個特大號的公仔。他通常拿着一支雪茄，一連幾小時向祕書簡·波特爾(Jane Portal，後來爲威廉姆斯夫人)面授機宜，祕書拿着鋼筆和筆記本，恭恭敬敬地坐在遠處。17她至今仍記得：“他處心積慮地在興奮狀態時面對公衆，證明自己仍然對工作遊刃有餘，處理着對這個世界最大的威脅。”他毫不懷疑自己比任何其他國際領袖都更有資格來處理這一危機。
原子彈爆炸後的廣島，1945年8月
在演說開頭部分，他有意地引用了《五十年後》中的一大段話，以強調他曾經多麼領先於這個時代——早了幾乎二十五年——就認識到科學家將很快能夠利用自然界蘊藏巨大的核能。這肯定會打動聽衆。該文還有一個頗具遠見的部分他沒有引用，即新科學將對未來的民主提出要求，這點可能聽起來不那麼受歡迎。在1931年，他寫道，面對這些如此重大的挑戰，目前這代領導人可能難以勝任：
領導那些偉大國家的，不再是其中最能幹的人，也不再是最通曉國家近期事務的人，甚至不是信念始終如一的人。民主政府按着阻力最小的原則隨波逐流，行事目光短淺，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用陳腐的花言巧語鋪平道路。
這段有些苛刻的話，也許同樣會讓他自己有所反省，捫心自問兩個明顯的問題：既然有那麼早的先見之明，他是否合理地應對了核挑戰?以及，他是否卓有成效地與那些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一起共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