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間所發生的大禮儀事件，指的是圍繞着嘉靖皇帝生父興獻王朱祐杬的稱號問題，皇帝與朝臣之間展開了長達20多年的激烈的鬥爭。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看清明朝制度的迂腐，也可以看清天下和人情。
在講究君臣一體的中國封建傳統中，君主與大臣之間居然出現了這麼嚴重的分裂，這是很難以想象的。
雖說大禮儀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鬥爭，但若我們來嘗試着剖離其中的政治因素，單從禮儀本身入手，就可以看得出大禮儀事件的爆發，是由禮本身的困境而所帶來的後果。
在講究家國同體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禮既是家庭的規範，在國家政治領域中也起着同樣的作用。可家庭利益和國家利益不可能永遠都是一致的，但這兩者相悖時，究竟要以哪一個爲重，這就是禮的困境所在。
對於嘉靖皇帝來說，擺在他面前的，就是天下與人情，究竟孰輕孰重的考驗。
大禮儀事件不僅可以解讀爲守舊內閣與新進士大夫之間的衝突矛盾，也可以解讀爲新皇權和舊內閣之間的衝突矛盾，還可以解讀爲傳統的程朱的理學和新進的王陽明心學之間的衝突矛盾。
王陽明所開創的心學學派主張強調個體的良知和個人的情感判斷，所以同嘉靖皇帝及其支持者的訴求就比較相同，而程朱的理學則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同以楊延和爲首的反對派大臣的理念相吻合。
以嘉靖皇帝爲首的一派，其在大禮儀中的觀點主要在強調孝對於維護禮的重要性。
所謂“人之行，莫大於孝”，講的就是這麼一個道理，即便是貴爲九五之尊的皇帝，他也是有自己的家庭的，而作爲其中的一員，也自然要去遵守以孝爲基礎的人倫秩序，如果一個皇帝不孝的話，那就無疑違背了一個做人的基本原則，如此又怎能夠去爲天下做出表率。
在大禮儀之初，嘉靖皇帝就在反覆強調，“至於親莫如父母”“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道理，明確傳達出了自己的一套觀點，那就是顧全父子之情，伸張孝義，就是皇帝的首要職責，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就連儒家經典典籍《禮記》也是如此記載道：“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
禮本人情，我嘉靖皇帝要尊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爲皇考，是符合人情的，也就是符合禮的規定的，也就是說人情是重於天下的。
但是對於以楊延和爲首的反對派來說，道理可就不是這麼講了，他們認爲人情乃小禮，天下乃大禮，國君重視孝情固然是一件好事，但這始終都只能算是小禮一樁，大禮關係到萬世綱常，理應放在小禮的前面，也就是說，天下重於人情。
天下和人情之間的矛盾，可以簡單概括爲國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矛盾。對於這樣的矛盾，直到現代社會也依舊存在。
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講，當需要面臨着家庭利益和國家利益二選一的時候，無論是選擇以國家利益爲主，還是選擇家庭利益爲主，都無可厚非，也造成不了多大的影響。
但他嘉靖皇帝可是一國之君，他如果選擇將家庭利益放在國家利益的前面，那將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啊!
他作爲天下的共主，肩負有治理天下的職責，理當優先考慮天下利益 而非個人的私情。
嘉靖皇帝不顧羣臣的反對，雖說成功實現了以興獻王爲皇考，孝宗爲皇伯考的願望，顧全了自己的父子之情，但也造成了君臣割裂，大量朝臣被笞打的政治後果，有失天子之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