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忽必烈曾經發兵征伐日本，導致日本念念不忘，於是終元之世，日本不與中國同好。那麼明朝初期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是怎麼樣的?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本站小編一起看下去。
明朝開國以後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國書去日本、高麗、安南、占城四國，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經滅亡，現在中國是大明王朝，你們諸國趕緊奉大明爲“正朔”來朝貢。高麗、安南、占城三國都很順從，立刻遣使赴明稱臣朝賀，惟獨日本沒有任何反應。
令朱元璋更爲惱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來朝稱臣，而且“乘中國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時，被朱元璋消滅的張士誠、方明珍等殘部多逃亡海上，佔據島嶼，勾引倭寇出沒海上擄掠財貨，遼寧、山東、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地，無歲不受其害”。
後來朱元璋喝令“日本國王”：“不取締倭寇，就發兵把你抓起來!”結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腦袋。
朱元璋聽到使者被斬時的怒火，不亞於當年的忽必烈。而在朱元璋眼裏，日本就是個“國王無道民爲賊”的跳樑小醜——君臣平時光着腳，說話像青蛙叫。
面對“怒日本特甚”，朱元璋忍下了惡氣，從此以後對日本使者一概亂棍打出，朝貢也一概拒絕接受，與日本不相往來。同時，朱元璋把朝鮮國、日本國、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國、真臘國、暹羅國、占城國、蘇門答剌、西洋國、爪窪國、湓亨國、白花國、三弗齊國、渤泥國等15國列爲“不徵諸夷”，寫入《祖訓》，告誡子孫：這些蠻夷國家如果不主動挑釁，不許征伐。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派遣萊州知府趙秩遠赴日本。日本王良懷經過趙秩的闡釋明處外交政策打消了顧慮。不就良懷派遣僧人祖來跟隨趙秩回中國向朱元璋進表箋。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僧人祖闡、克勒等八人送日使歸國，從此明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
第一次接觸日本斬殺朱元璋來使，明朝建國後，國內外環境十分嚴峻，除了北方還存在元朝殘餘勢力的威脅外，周邊國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討而心有餘悸，對剛成立的明朝充滿警覺，而中日關係尤其緊張。
此前百年間，中日基本處於敵對狀態。在滅了南宋之後，忽必烈先後於1274年和1281年兩次對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來一直密切友好的兩國關係由此交惡，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轉爲敵視。
蒙古入侵也間接引發了日本國內的危機，隨着鎌倉幕府滅亡，大量武士淪爲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爲倭寇，勾結中國海盜和不法商人流竄到東南沿海劫掠作亂，成爲明代東南海上一大禍害。朱元璋即位後迫切與日本恢復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兩國攜手消除“倭亂”，維護東亞海域的和平與穩定。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楊載攜詔書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時譴責倭寇騷擾我東南沿海，命日方嚴加取締並早來稱臣朝貢，否則將出師討伐云云，口氣相當強硬。由於對當時日本國情缺乏瞭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楊載一行按照傳統的赴日航線，從寧波出發後在日本九州上岸，本應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詔書，卻落入九州懷良親王手中。此時，正值日本南北朝時期。九州是南朝的勢力範圍，由後醍醐天皇之子徵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掌控。
由於長期戰亂，日本對中國發生的政權更替同樣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滿威脅意味的詔諭喚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敵愾，以爲又是一次“元寇襲來”的前奏。執掌九州十年之久軍勢方熾的懷良親王對朱元璋的詔諭嗤之以鼻，囚禁了楊載、吳文華等使臣，斬殺了5名隨員。
首次外交受挫，並沒有使朱元璋放棄進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較爲紮實的準備，特地選派山東萊州同知趙秩出任使節——因山東沿海是倭亂重災區，以趙秩爲正使可以勝任對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詔諭上也多了委婉之語。這次出使相對順利，懷良親王對明朝的態度有所轉變，其後派遣僧人祖來赴明奉表稱臣，進貢馬匹和方物，並送還被倭寇擄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來朝，使朱元璋大爲欣慰，但邦交併沒有由此確立，因爲明使沒有見到正牌的“日本國王”，兩次三番打交道的懷良親王只是地方首腦，並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經受南北戰亂的日本也根本無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動，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後雙方爲打開外交僵局做了種種嘗試，但最終都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寧波衛所指揮林賢被捕，經審查他與六年前因謀反案被誅殺的胡惟庸有交集，連帶牽扯出前日本使者瑤藏主有資助胡、林謀反的嫌疑，這使朱元璋對日本更加嫌惡，斷然中止一切往來，並全力實行海禁。原本舉步維艱的中日關係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