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孟子所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總結夏桀、商紂因失去民心而使“商湯以七十里亡夏、周文王以百里亡商”的歷史，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孟子的這一論斷，又爲其後歷代的史實所一再證明，實爲百代不易之定論。前人的古訓流傳至今，已成爲世人熟知的常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這一“常識”實在非同小可，切不可等閒視之。
民心之向背，關乎國家興亡、治亂盛衰，歷代明君賢臣對此多有論列，無不以爲“民心國之命脈也，國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時去“商紂之亡以民”的殷鑑不遠，周成王封蔡仲爲諸侯時，就滿懷憂懼地告誡蔡仲：“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意思是說，上天對於人並沒有親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輔祐;民心並不是永遠不變的，只有不斷地給他實實在在的好處，才能對你心懷感念。這是西周早期最高統治者懲前毖後，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車之鑑，時刻牢記“周革商鼎”的成功經驗，視民心爲萬世永賴之基。
降及春秋，諸侯之強弱全仰民衆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爲有目共睹的不爭之實。因此，凡欲強其國、成就霸業的君王，對於如何爭得民心就更加關注。後來成爲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曾問其謀臣管仲：“王者以何爲貴?”管仲回答說：“貴天。”齊桓公聽後，遂仰而視天。管仲連忙解釋說：“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雲：‘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齊桓公納其言，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現今所存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則惠”、“安民而宥宗卿”、“愛民而已”、“仁民而愛物”、“恤民爲德”、“恤民不倦”一類的議論，可謂是俯拾皆是。其中，膾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說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在整個封建時代，孟子此語一直是勵精圖治者的座右銘。
到了漢朝，“貴民”之說又發展成爲“民本”思想。如《淮南子》載：“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將“民”視爲國家的根本。《劉子》“貴農篇”載：“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生動地闡明瞭國與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
漢代全面論述“民本”思想的典籍，當屬賈誼所作《大政篇》。在這篇文章中，賈誼提出：爲政之道，要以民爲本，“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爲政之道，要以民爲命，“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爲政之道，要以民爲功，“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爲政之道，要以民爲力，“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歸納以上四個方面，賈誼斷言：“夫災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針對當時人們迷信“天人感應”的情況，賈誼在其斷言之後，又寫下“嗚呼!戒之!戒之!”予以強調。
概括爲政之道，賈誼得出結論說：“夫民者，萬世之本也。”根據這個結論，賈誼告誡爲政者，爲政之要，須切記“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與民爲敵”，應時刻以“敬士愛民”爲懷。他說：“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指明瞭怎樣做是愚蠢的、怎樣做是聰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還是聰明，要由百姓說了算。最後，賈誼又舉述堯、舜、禹、湯以愛民治天下的經驗，桀、紂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訓，指出：民本不可輕，“輕本不祥，實爲身殃”，並大聲疾呼“戒之哉!戒之哉!”
賈誼身處西漢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論”來發聾振聵，的確是難能可貴的。賈誼的“民本論”，其說不可謂不精，其理不可謂不明，其情不可謂不真，其意不可謂不切。然而，其後的爲政者，往往不能信而從之，履而行之。自西漢以後，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多少頂皇冠落地，多少人黃袍加身，歷史將“民乃萬世之本”的鏡鑑研磨的更加明亮。
漢代以降迄於隋唐，其間，雖有三國時駱統所言“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謝淵、謝宏等所陳“國以民爲本”;陸凱所論“民者國之根也”;唐貞觀時，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論，引古語“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來規誡警醒自己。然而，多是蹈襲前人舊語，並未有所發明。
直至北宋仁宗時期，去漢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後，名臣石介目睹當時的內憂外患，追考歷代史實，再次對“民本”思想作了系統的闡發。
石介在其給宋仁宗所上《論根本策》的奏議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揭示了民心之離否，與天下治亂的關係。然後，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國家”的本質。他說：“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
進而他又對民與天下存亡、國家盛衰的關係，進行了闡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因爲，“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他列舉歷史上的教訓：“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最終招致民衆離叛、天下國家傾喪的惡果。同時，他還舉示了民心可賴的歷史經驗。雖然，“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但是“漢終不亡”，因爲“民心未去也”。儘管“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諸侯之叛”，而“唐終不亡”，原因也在於“民心未去也”。他究其根由說：“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由於“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即漢、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雖王莽篡漢，而民思漢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興”;唐朝武氏、安祿山、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終於支撐了近三百年。
綜合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石介得出了以下結論：“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
據此，石介誡勸宋朝最高統治者，“不敢侮於鰥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歷史明鑑，深曉“民乃根本”之理，永存“養民”之“愛心”，採取“擇郡縣守令”、“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抑兼併、斥遊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來鞏固民心，從而實現天下國家的長治久安。
石介的這篇《論根本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說是前越古人、後無來者的精彩篇章。在石介之後，南宋及元、明、清三代，將近八百年的時間裏，凡論及“民本”的文章，多是隻言片語、支離破碎，無一可取，而沒能出其右者。雖然亦有人曾經尖銳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真德實義可以系其心，而非虛詞矯情所能誘;深仁厚澤可以感其心，而非小術淺惠所能留。”但是，遠不及石介《論根本策》系統、完整。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雖然有孟子、賈誼、石介等有識之士，對“民本”思想作了精闢的闡述，雖然也有一些明君賢臣十分重視“民本”與“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謂是源遠流長，但是，歷代最高統治者中，時常會有人將孟子、賈誼、石介等有識之士的議論置若罔聞，皇帝終歸是皇帝，庶民終歸是庶民，天子總是萬歲，百姓只能山呼，其結果總是不以前車爲鑑、重蹈覆車之轍，總是一朝一代地讓後人哀之。
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時至今日，中國古代“以民爲本”的思想並沒有過時，而且永遠也不會過時，因此，回顧並以便繼承與發揚古人的思想精華，仍然是一件很有現實意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