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現有的一些資料來看，似乎當時學者的主流傾向是迎合盟軍而非保留天皇。在這種寧願割捨傳統的選擇背後，自然含有他們對剛剛結束的戰爭的痛苦記憶。
國內學界對津田左右吉可能不太熟悉。這位早年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今早稻田大學前身)的學者是白鳥庫吉的弟子，後者是蘭克學派在東亞最早的繼承人，據說顧頡剛的古史辯思想就取法自白鳥庫吉。津田也利用白鳥的文獻辨僞的思想和方法，考證出日本的上古天皇傳說乃是虛構。從史學發展的視角看，這是實證主義史學的一大進步，但是津田的這一學術論斷卻爲他自己帶來了政治災難。二戰期間，津田曾受邀在東京大學法學部開設講座，然而在開講沒多久後就由於違背政府的“國體論”宣傳而被罷免，其著作也被列爲禁書。所謂“國體論”，即日本乃是由萬世一系的天皇所統治的國家，天皇本身就代表了大義準則。而津田在戰爭期間指出天皇傳說的虛構性，在當局看來便成爲國家意識形態建構的對抗者，侵犯了國家的神聖性。在政治高壓的環境中，脆弱的知識分子被趕下講臺。
二戰結束後，由戰勝的同盟國對日本實行軍事佔領。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這位熱情的基督徒的主導下，日本開始了戰後民主改革，言論自由也在此時開放。一時間，日本社會上涌現出一股批判“天皇制”的潮流，似乎知識分子只要不談“天皇制”的惡劣性質，便無以表明自己的進步思想。然而就在這樣的潮流中，津田左右吉再次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這一次他成爲了天皇這一存在的支持者。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在1952年出版了津田左右吉著《日本的皇室》一書。該書選取了1945年以後津田發表在一些雜誌上的論文，作爲合集付梓。書名《日本的皇室》也是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全書的重點思想集中在這篇文章中，故以此爲書名。《日本的皇室》一文指出，在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人們對歷史上的天皇產生了種種誤解，而在認識到天皇在歷史上真正的作用之後，津田在文中重點比較分析了1889年2月頒佈的明治憲法與1946年11月頒佈的和平憲法的異同，以及人們對兩部憲法中有關天皇定位的認識。也許是因爲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集中於憲法的語言描述之中，而且憲法制定問題一度成爲戰後街談巷議的主題，所以津田採取了這樣的分析方法。
明治憲法規定：“天皇擁有統治權。”這樣的用語構造出了一個握有重權、君臨萬民的天皇形象。而事實上，這與歷史上天皇的地位與性質是相違背的。早在武家執政之前(即鎌倉幕府建立的1185年之前)，天皇就已經遠離實際權力中心，而只參與祭祀等儀式性活動了。天皇與權力的距離，恰恰保護天皇免於政治責任，因此皇室才能做到歷數代而不斷絕，乃至被後人稱爲“萬世一系”。人們對天皇的敬愛在歷史上逐漸積累，而不會將對政治的集中到天皇身上。所以說，皇室在歷史上真正的作用，是日本作爲統一獨立的國家而能永久存在的象徵。
明治憲法之所以刻意塑造出一個強權君主的形象，並非天皇本人或是皇室的意見，而是剛剛推翻幕府的藩閥政府藉以鞏固統治的一套說辭。推翻幕府、建立新政的合法性來源於“王政復古”思想所營造的價值氛圍。因此，爲了強化新政府的統治，就必須繼續借助天皇之名。天皇實際上仍舊只是一個道德形象而不具有實權，實際操縱政治的是幕後的藩閥元老。
如此看來，明治憲法對天皇權力的規定似乎只是一套障眼法。然而其影響卻不止這麼簡單。憲法在語言上賦予了天皇以其實際掌握不了的權力，結果會在概念上使得政治責任也同時歸屬於天皇，這便在制度上隱藏着對天皇的侵犯。一旦決策產生了惡劣影響，理論上其政治後果要由天皇來承擔，政府則可藉此實現自保。可是天皇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神，如何能將罪責施加到天皇身上呢?責任的歸屬問題就此成爲無解的難題。
津田在行文當中暗示，二戰之罪責其實就應當歸屬於政府。因爲，實際操作政治的絕非天皇，而是內閣領導的一干政府官員。既然天皇基本不參與決策，那麼使國家滑向戰爭深淵的便只有政府了。津田雖沒有如此明說，但他指出憲法對責任歸屬問題的曖昧定義導致的最大弊害便是戰爭，“政府沒有考慮天皇的意志”。這便已將矛頭指向政府了。在他的心目中，天皇始終是一個道德的存在，不應沾染政治的塵埃。
在盟軍主導之下制定的新憲法一改明治憲法的尊皇色彩，將天皇定義爲“日本國的象徵”。津田高度認同這一說法，認爲“象徵”這一用語非常恰當。此外，新憲法還明確規定政治責任要由內閣來承擔，從而在天皇與內閣之間劃清界限，釐清了天皇與政府的關係。然而不少人卻認爲，新憲法與明治憲相比，剝奪了天皇權力，導致天皇地位下降。津田批評道，這種想法其實是明治憲法給人帶來的錯覺，不僅有悖於事實，還會損害天皇形象的純粹性。大概在津田看來，新憲法的規定纔是迴歸了歷史本位：在去除天皇權力的同時，將這一傳統放進了保險箱。
津田左右吉(1873-1961)
可以說，津田的想法與佔領軍制定憲法的政策不謀而合。在佔領初期還未制定新憲法之前，天皇在制度上的存留尚無定論，佔領軍與日本社會處於一種相互博弈的狀態。一方面，佔領軍希望實現平穩佔領，這就可能需要滿足日本保守派的需求，保留部分傳統制度;另一方面，日本也不願意與佔領軍產生衝突，這就需要迎合麥克阿瑟的民主改革。在雙方計算得失之際，天皇作爲最重要的傳統，其存留與否成了最大的未知數。從現有的一些資料來看，似乎當時學者的主流傾向是迎合盟軍而非保留天皇。在這種寧願割捨傳統的選擇背後，自然含有他們對剛剛結束的戰爭的痛苦記憶。在這樣的潮流中，津田左右吉便成了少數。但是，最終公佈的憲法卻暗合了津田的想法。
津田的這本小書並非細緻的學理證明，而是用自然平易的語言，來傳播一種對於天皇的認識。因此，娓娓道來的敘述方式，可以說是他的一種策略。在近現代史學史上，天皇是一個怎樣的存在，是日本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至於人們對天皇的感情如何、天皇的地位如何，這些不是應然的問題，而是隨時代而變化的實然問題。津田的文章，在天皇論之複雜脈絡中凸顯了一派樸素的尊皇思想。他似乎是個不太受時代青睞的學者，戰前受到當局彈壓、戰後受到同行質疑。但是從時代的變化中，讀者卻能看到津田本人自洽的思想，而這種思想所體現的，是對古代傳統之情感依賴在現代的溫和存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