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明確，是否“追究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和是否“保留天皇制”，屬不同概念，而且戰後初期，不追究天皇戰爭責任和保留天皇制，一開始並非美國的“既定政策”。
1945年9月12日，美國政府擬定了一份題爲《關於日本天皇及天皇制的處理》的文件主要內容：(1)由盟國強制性地將天皇作爲戰犯進行審判，將引起全體日本人的反感，擾亂佔領軍的各項工作。若天皇主動退位，國際軍事法庭可以對天皇進行研究，若證據確鑿，應予以起訴。(2)若天皇在佔領期間死亡或退位，可由其長子、12歲的皇太子即位，由他人攝政。
然而，天皇不僅沒有被追究戰爭責任，而且天皇制依然得以保留。何故如此?東京審判審判長衛勃在宣判結束後會見記者時回答：“使天皇免於受到審判，毫無疑問完全是基於對盟國最有利的考慮而作出的決定。”首席檢察官基南也作了同樣表述：“使天皇免受審判是盟國的政治決定。”
“東京審判”後，日本國內外曾一度出現要求天皇裕仁退位的呼聲。裕仁本人也一度萌生退意。1948年7月9日和9月22日宮內府長官田島島治的《田島道治日記》、同年9月1日、9月29日首相蘆田均的《蘆田均日記》，均有相關記載。但是，同樣因麥克阿瑟“基於對盟國最有利的考慮”，表示反對而未果。爲此，裕仁天皇特命田島道治致函麥克阿瑟表示感謝。
綜上所述，天皇的免責、天皇的留任、天皇制的保留，均是美國基於戰略利益考慮而進行的政治安排。而日本則利用這一考慮，“不僅成功地護持了國體，而且還成功地使天皇制國家的內核保留至戰後。”認爲“日本無條件投降”，是一個“錯誤常識”。(原文來自姬鵬的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