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時代，指的是英國歷史時期，外文名英文：Victorian era，開始於1837年，結束於1901年。即維多利亞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的統治時期。
一、維多利亞時代的貧困
維多利亞女王即位，開始了英國曆史上最爲豐富，同時也是繁榮昌盛的時代。在維多利亞時代之內，英國完成了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這個時代是爲英國人所驕傲的時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在此時達到了它的頂峯，大英帝國的經濟文化的全盛時期。在許多著名的英國作家們筆下，“這個最美好的時代”。“經過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積累，英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財富達到了一個階段的頂峯。1851年的萬國工業博覽會是工業革命成爲英國19世紀社會的總結。象徵着英國成爲全世界最富家，令世人讚歎不已。與此同時，政治家們也不遺餘力地實現政治與社會改革，推動英國成爲更加民主、自由的政體，爲20世紀福利國家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礎。與經濟繁榮和政治開明相呼應，當時的社會文化也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多姿多彩的局面。
然而，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兩句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總結，一面是工業化發展的機器和煙筒，欣欣向榮的經濟;另一面則是，未經廢水處理的貧民區，散發着社會底層的生活氣息。這個時代，英國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較大。由於工業革命，英國的工廠開始使用機器，家庭手工業開始沒落，造成了大量的無業流民，羣衆騷動不斷髮生，窮人甚至搶劫商店、奪取麪包等食物。人們對於貧困問題不能視而不見，“就在19世紀的中葉，英國的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還各佔一半，而到了19世紀結束的時候，這個比例已經變成了2：8。潮水般涌人城市的流動人口加速了底層的貧困，他們收入少，住房小，食不果腹，人均壽命短，在狹小的空間裏彼此競爭一點上流社會瓜分之餘的有限資源。如果說有錢人考慮的是如何擴大投資，賺更多的錢，那麼這些沒錢的可憐人，則擔心的是怎麼樣活下去、下頓飯吃什麼。”這是一個矛盾集中的時代，英國爲了解決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的發展而制定了相關的法令。
維多利亞女王
二、英國福利思想的演變
工業革命的發生，促進了英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人們對於貧困和救濟產生了一定的看法，這一時期經濟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團體對於貧困和其解決方案產生了不同的福利思想，這些思想無疑是那一時代的產物，又反過來給了那個時代以重大的影響。面對19世紀貧困日益成爲主要的社會問題，圍繞此問題理論家們再次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邊沁認爲，貧困不僅是對個人安全的最大威脅，也是對社會的威脅。因而個人利益的總和就是社會利益，個人利益作爲人類社會每個成員的一致基礎，它的增減必然影響到社會利益的增減，英國政府必須擺脫無爲而治的傳統，通過立法來干預貧困問題。”
馬爾薩斯等人則認爲貧困是一種必要的社會因素，因爲僅僅是感到貧困的威脅就能刺激人們的工作的熱情，所以，不是貧困而是貧民纔是社會的主要社會問題，馬爾阿爾薩斯據此對濟貧提出了極端的看法：“一個降生到已人滿爲患的世界上來的人，如果父母無力負擔撫養他們的責任，而社會又不需要他的勞動，他就沒有權利得到一點食物……在自然界盛大的宴席上，沒有他的座位，自然命令他離開。”“濟貧只是增加了窮人繁殖人口的可能性，反過來造成人口壓力，因此根本就不應該救濟窮人。”
社會改革家查德威克則認爲，原有的救濟不在於增加了人口，而是破壞了人類的勞動的本能，假使能迫使窮人重新回到勞動市場而不是讓其繼續靠幻想、靠救濟生活，原有的濟貧制度的存在問題不難解決。查德威克根據邊沁的濟貧理論提出，修改原有的濟貧法案，這樣，勤奮工作的人，“將比目前獲得更多的保證免遭短缺和貧窮的煩惱，而乞丐與遊手好閒者將會因他們喪失了懇求免受飢餓的權利而受到壓抑。”這就是濟貧的“較低標準”的原則。濟貧政策不該廢除，但是必須政府統一進行管理，政府把濟貧集中於濟貧院統一進行管理。以此實現，通過個人利益與個人責任的掛鉤，來解決貧困問題。
以上的濟貧思想，我們看見英國的濟貧思想主要是基於一個共同點：即貧窮是自己不努力造成的，個人應該對自己的貧困負責。思想家、理論家主張通過懲罰貧民的方式去解決貧困問題，給政府提供了一個解決貧困問題的方式，這使得國家干預人民的日常生活，它表示了國家應該對於個人負責的心態。同時我們也看見，在維多利亞時代“貧困”這一問題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問題，社會理論家爲解決社會問題，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論和解決方案，不論這些方案是否合理，我們都能看出理論家們認爲貧困是個人的原因，而非社會的原因，國家應該懲治貧困。我們知道懲治貧困固然不能解決國家的貧困問題，但是這卻引發了人們對於貧困的思考。然而，這些理論裏面所包含的國家對於國民個人命運的不可推卸的責任，爲以後懲治貧困轉變爲真正的福利國家的政策提供了理論的基礎。
在其後的社會發展中，人們對於貧困問題的不斷認識，人們認識到貧困問題並非個人不努力的結果，懲治貧困並不能解決貧困的問題。人們逐漸意識到國家應該在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時候發揮積極的作用，於是出現了費邊社和新自由主義等濟貧理論。費邊社會主義者認爲，貧困並非個人原因，必須政府通過對舊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代之以社會主義的新型社會組織來解決貧困。他們認爲：“一是從社會有機體的理論出發，認爲社會中的人應在平等的基礎上保持協作關係，貧富收入不宜過分懸殊，強調要提高國民素質必須保證國民基本生活標準;二是從平等、自由、民主、協作與人道主義的社會價值觀推論出每個公民都應該享受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擺脫貧困，過上具有人的尊嚴的生活是每個人的權利;三是認爲政府是一種理想的可用來爲社會服務的工具，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組織各種社會服務，採取各種手段改善國民的社會福利。”這些理論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對懲治貧困的看法，人們認識到解決貧困政府必須要干預經濟生活。濟貧思想的發展和演變中逐漸發展成爲英國的福利思想，爲以後福利國家的建立奠定了相應的理論的基礎。
維多利亞時期的着裝—裙襯和緊身胸衣
三、新的貧民救濟法
英國工業革命進入尾聲的時候，即在1834年8月14日，英國出現了《濟貧法修正案》，即“新的濟貧法”。“新濟貧法的核心內容是關於建立濟貧委員會、建立濟貧院及其管理以及包括濟貧委員在內的各級濟貧管理人員的產生、職責等方面的規定。法令規定，建立濟貧委員會，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濟貧管理全部歸屬於濟貧委員會指導和控制。濟貧委員會有權制訂或要求制定與貧民管理、濟貧院管理、兒童教育、教區貧困兒童管理、僱傭貧困兒童作爲學徒、針對濟貧監督官、教區委員、教區濟貧官員相關的條例、命令與規定，制定關於保存、檢查、審覈和通過濟貧賬目的相關規定，簽訂或者參與與濟貧管理與開支相關的協議，以及其他其認爲與實施該法相關的規定。濟貧委員會有權取消、變更、重新提出與濟貧法相關的條例、命令與規定。”
然而，新的濟貧法的出現是由於各方面的因素的影響的：“第一是，原有濟貧法的問題日益突出，如管理混亂問題、開支過大問題以及其帶來的其他道德問題。第二是，自由主義者對原有濟貧法的批判，如對住所法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批判，以及對斯皮納姆蘭法最低生活保障原則給工資規律帶來影響的批判。第三是，1832年的英國議會改革，它讓中產階級有了選舉權，使得政府逐漸成爲新型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但是，我們可以看出新的濟貧法是對於1601年以來舊的濟貧法的一次重大的變革。在新的濟貧法中取消了對濟貧院以外的壯年男子的救濟，建立由三個“合適的人”組成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濟貧法委員會”。同時還規定了地方濟貧管理機構的職責和權限。管理員不再是無薪俸的義務工作者，而由納稅人選舉產生，領取工資。
我們通過對於新舊濟貧法的比較，可以看出新的濟貧法較之舊的濟貧法對濟貧的標準、濟貧的對象要求的更加的嚴格，這是與當時社會變化密不可分的。人們對於貧困的看法停留在貧民自身的不努力，解決貧困在於懲治貧困。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濟貧法規定了一套“以法律形式規定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濟貧工作管理和監督制度。”這爲以後新濟貧法的實施，提供了實行的保障。
新的濟貧法從1837年開始實施，新的濟貧法的實施於北方的工業區，造成了工人們的反抗和阻力，“北部的工業區和東南部有所不同，舊的濟貧法主要是向失業者和因經濟蕭條計件工資下降最低生存線下的人(如手織工)提供救濟。因此北方工業區一直執行救濟院以外的救濟，以維持貧困工人的最低標準的生活。如果取消救濟院以外的救濟而不採取其他的救濟措施，必然會加劇工人的貧困，引起工人強烈的反抗。當濟貧法委員會在北方規劃好聯合教區的界限，着手建立濟貧院時，大規模的反抗就開始了。工人們認爲‘新濟貧法廢止救濟院以外的救濟，這就打碎了‘統治鏈條上的最後一個環節。而龐大的、正在興建中的濟貧院——‘窮人的巴士底監獄，使工人聯想到了即將到來的厄運。”於是工人們反對新的濟貧法，到了19世紀的40年代末，通過濟貧委員會的工作，“新的濟貧法”基本貫徹和實施，圍繞“新濟貧法”如何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意願，此後的英國對濟貧法幾經修改和補充，“但是‘新濟貧法廢除了濟貧院外的救濟，在濟貧院內對救濟年老喪失勞動能力的窮人的宗旨被保留下來。隨着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從19世紀末英國資產階級國家管理社會生活的職能日益加強，國家(或政府)取代教會慈善機構開始實行試圖解決窮人問題，以此來緩解這嚴重社會問題的壓力。”
正如屈勒味林在《英國史》中所認爲的，“英國政府通過雷利的方法，極窮社會的惡制總算一旦消滅。舊的《窮民救濟法》中各地方間的參差及牧臣的獨立性太大;《新救濟法》中的中央集權的性質，雖在首二三十年執行過嚴，往往有違人道，然究有使後代輿論所一致要求的改良及救恤易於實現之功。貧民工廠漸漸的不復爲無告窮民的罪犯棲息所;而老年撫卹金及國家保險的今代，即遇不景氣的年份它們也不復多少寄居之人。”
然而，“1837年，英國一場新的政治運動開始出現，這就是英國曆史上著名的憲章運動，此後，英國反對新濟貧法的運動開始與憲章運動結合起來，成爲一場重大的英國工人階級政治運動的一部分，從而推動了反對新濟貧法運動的快速發展。”工人階級對於新的《救濟法》的憤怒以及他們在政治上的無能爲力，使得他們認識到，他們需要另外的一則的《改革法》。他們鼓動的《十小時工作制》直到1847年才得以通過。工人的製造區內的不斷運動使得，憲章主義得到了發展的機會，憲章主義間接的改善了勞工階級的生活。憲章運動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出新的《濟貧法》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政策的出臺使得工人敏銳地感覺到他們的意志不能在威斯敏斯特產生效力，於是工人希望通過政治變革來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
維多利亞時期的晚宴
四、結語
英國曆史上的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高速發展的時期，工業革命步入了蒸汽時代，機器的使用造成了大量的失業的工人，特別是家庭手工業工人。失業帶來了一系列的貧困問題，同時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使得社會不能穩定地向前發展。面對這樣的社會環境，社會理論家們提出了一系列的濟貧的理論，對於英國議會新的《濟貧法》的制定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新的《濟貧法》的頒佈，最終確立了由英國傳統的救濟院外救濟向救濟院內救濟的轉變，成爲了重要的歷史轉折點。與此同時，新的《救濟法》也帶來了在英國範圍內的反對濟貧法的運動，這些運動和憲章運動結合在一起，對英國19世紀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推動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