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一個標準的傳統官僚，他科舉出身，從翰林院編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級的禮部侍郎。在那之後，他創建湘軍，帶兵打仗，最後一路做到大學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可以說出將入相，位極人臣。我們可以通過曾國藩這個具體典型，觀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員的經濟生活狀態，觀察一下清代官場的潛規則是具體如何運轉。
兩江總督收入豐厚，曾國藩一家卻生活簡樸
咸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兩江包括今天的江蘇、江西、安徽，總督主掌軍政民政，統轄三個省的一切文武官員。而就太平天國時期的形勢而言，兩江總督的重要性可謂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說基礎工資，或者叫法定工資，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大清帝國的總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兩白銀。如果大致以一兩白銀兌換二百元人民幣計算，大約爲人民幣30100元，合成月薪約爲2583元。而按現行的《國家公務員級別和工資標準》，省級公務員職務工資標準爲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脈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當然，和今天的工資制度一樣，這一百五十五兩隻是工資條上的基本工資。從雍正時期起，皇帝又特批給督撫們一筆數額不菲的補貼，叫“養廉銀”。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定兩江總督養廉銀爲一萬八千兩 ，在全國總督中處於較高水平。
然而事實上，對於帝國內絕大多數督撫來說，“養廉銀”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國官員更大宗的收入是“規費”，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標準，這種規費收入當然屬於腐敗，但是“中華帝國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認爲收取規費有什麼不妥或者是腐敗，只要此種行爲保持在習慣性的限度以內就行”。 而這個習慣性的限度，據張仲禮的研究結果，督撫級的官員平均是十八萬兩。如果真的如此，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曾國藩是大清帝國的頂級富人之一了。
然而，頂級富人曾國藩卻活得像窮人一樣。
總督時期，曾國藩的衣着不修邊幅。趙烈文說他第一次見到曾國藩時，曾國藩“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這一記載得到了外國人的印證。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慶與曾國藩會面，這些外國人驚訝地發現“曾國藩……穿着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簡單，他對家人的要求也非常嚴苛。他家裏只有兩個女僕，一個是老太太，一個是小姑娘，幫不上什麼忙。那麼總督府中的日子怎麼過活呢？曾國藩要求曾家的女人們，每天都要進行體力勞動。從洗衣做飯醃製小菜，到紡線繡花縫衣做鞋，都要親力親爲。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剿捻回任再督兩江後，爲家中女人們制了個工作日程表：“早飯後，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食事。巳午刻（早9點到中午1點），紡花或績麻，衣事。中飯後，做針黹刺繡之類，細工。酉刻（傍晚5-7點），做男鞋女鞋或縫衣，粗工。”從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總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國藩如何收禮和送禮
成爲地方大吏，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禮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來謁見的下屬，都不會空手而來。身在官場，從始至終片禮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國藩“和光同塵”的作風，也不利於他在某些情況下與下屬建立基本的情感聯繫。所以在實在拒絕不了的情況下，他會從下屬送來的禮物中挑一兩樣價值最輕的。
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軍名將鮑超親赴安慶，一爲商量軍務，二爲給曾國藩賀壽。鮑超的軍隊向以能戰、能搶聞名，因此他既是一個粗人，也是一個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給曾國藩送禮，鮑超卻不管這一套，他一共帶來十六包禮物，其中許多珍貴的珠寶古玩之類。曾國藩覽之而笑，從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還鮑超。收了一件什麼呢？一頂小帽。曾國藩在日記中這樣記載：“鮑春霆來，帶禮物十六包，以餘生日也。多珍貴之件，將受小帽一頂，餘則全璧耳。”鮑超對此也無可奈何，只好又帶了十六包東西回去了。
曾國藩還收過美籍華人容閎“報效”的禮物。同治四年（1865），容閎從美國採購機器回到中國。兩年前他受曾國藩委託，以“出洋委員”身份，攜六萬八千兩白銀出洋採購機器，開啓了洋務運動之先聲。機器運抵上海之後，他赴南京向曾國藩彙報工作。此時曾國藩已經離開南京，北上剿捻。曾國藩知道，按中國官場慣例，容閎一定會向他致送禮物，因爲曾國藩給他的是一個“肥缺”。所以曾國藩特意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說：“容閎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內，既可收留，多則璧還爲是。”由此可見，這個時候的曾國藩收受禮品，有一條默認的“價格線”。至於容閎所送的是什麼，價值多少，沒有留下記載。
當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面。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兩江總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國藩的前任們因此手筆都比較豐闊。曾國藩既襲此任，在許多方面也不得不蕭規曹隨。
聯絡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動作。曾國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京官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致送的對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給曾國潢的信中說：“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饋送。” 這筆錢，每年至少數千兩。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如前所述，迎來送往是官場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過，他除了請人吃飯，還要給他一百兩銀子的程儀。
至於“別敬”，則頻率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進京時才發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這一年十二月他抵達北京，在北京過完年後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發之前，曾國藩身上帶了一張可以兌換二萬兩現銀的銀票。爲什麼要帶這麼多錢呢？主要就是爲了給京官們送“別敬”。多年沒有入京，那些在窮京官生活中掙扎的故友新朋們盼他如望雲霓，他的別敬當然不可能過少。他在日記中多次記載“核別敬單”，“定別儀碼”，“定分送各單”，可見這件事他是多麼在意。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說：“餘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總共送了一萬四千兩，他仍然認爲不厚。
要想順利報銷就要給“好處費”
除去人情往來，官場上的“潛規則”更需要大筆銀子。
同治七年，捻軍被消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爭軍費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報銷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費”問題。
按照清代財務制度，曾國藩需要先將這些年來的軍費開支逐項進行統計，編成清冊，送交戶部。戶部要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審查合格，才呈報皇帝予以報銷。因此，報銷過程中，最關鍵的是戶部的態度。如果戶部高擡貴手，什麼不合規定的費用都能報銷；如果他們雞蛋裏找骨頭，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過不了他們的審計關。那麼，戶部的態度是由什麼決定的呢？視“部費”也就是“好處費”多少而定。報銷前，曾國藩託李鴻章打聽一下戶部打算要多少“部費”，李鴻章回信說：“報銷一節……託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釐三毫無可再減。……皖蘇兩局前後數年用餉約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若輩欲壑，真難厭也。”也就是說，李鴻章託人去找戶部的書吏，探探他們的口風。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們要一釐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曾國藩需要報銷的軍費總額是三千多萬兩銀子，按1.3%算，“部費”需要四十萬兩。
四十萬之巨，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的。怎麼辦呢？只有繼續公關。曾國藩命江寧（南京）布政使李宗羲託人，李又託了一個人出面和戶部書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給八萬兩，顯然書吏做了極大讓步。
恰好在這時，中樞的批覆到了。出於對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卓越功勳，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他們免於報銷，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說他對此“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按理說，皇帝發了話，這八萬兩就可以省下了。不過，曾國藩卻說，這說好的八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因爲閻王好見小鬼難搪，畢竟以後他還需要和戶部打交道。
曾國藩也有“小金庫”
那麼，以上這些開支，錢都是從哪來的呢？
原來，曾國藩在自己的財政司中建有一個“小金庫”。我們說過，總督的平均陋規收入一年會有十八萬兩。那麼曾國藩不許下屬給他送貴重禮物，不收現金，這樣就少了一大塊。此外，他還不收各州縣送的陋規。但是鹽運司送的“緝私經費”，上海海關、淮北海關等幾個海關送的“公費”，就是曾國藩這個“小金庫”的金錢來源。因爲這些單位，是有錢單位，如同今天的菸草專賣局，你不收，他們也發作福利了。
小金庫的用途，則主要供曾國藩官場應酬打點之用。曾國藩同治七年底進京，一路路費和生活費，在京中送禮所用，再加上帶到直隸總督府的兩千兩零花錢，全系“小金庫”中的錢，並沒有動用自己的“養廉銀”。曾國藩的養廉銀則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
在曾國藩北上就任直隸總督之際，“後路糧臺”的“小金庫”共存了三萬兩左右。如前所述，這三萬兩小金庫在北京只花掉了兩萬，還剩下一萬怎麼辦呢？按官場慣例，這一萬多，曾國藩完全可以攜歸家裏。不過他卻不想這樣做。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國藩對紀澤說：“其下餘若干（爾臨北上時查明確數）姑存臺中，將來如實窘迫，亦可取用。否則散去可也（凡散財最忌有名）。”就是說，家裏實在需要花錢，可以用一些。否則，臨全家北上時，想辦法捐掉。曾國藩要求“散掉”時不可爲人所知，“凡散財最忌有名”，這是因爲“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他還說：“餘生平以享大名爲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這是解讀曾國藩爲官風格最關鍵的兩句話。一方面，曾國藩確實是一個清官。他的“清”貨真價實，問心無愧。在現存資料中，我們找不到曾國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裝入自己腰包的記錄。但另一方面，曾國藩也接受官場潛規則，包容那些醜陋的官場生存者。如果給清官分類的話，曾國藩應該歸入“非典型類清官”。也就是說，內清而外濁，內方而外圓，只要清官之實，不要清官之名。爲什麼呢？這是因爲曾國藩的志向，不是“當清官”，而是“做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