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歷史上的讀書人而言，莊子永遠是他們精神追求上遙不可及的巔峯。始終爲古往今來的讀書人所仰慕，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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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莊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爲也並非一朝一夕精進到這樣的地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即便是天才，他離開娘肚子的第一聲哭，也同平常的嬰兒一樣，而絕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詩或者是一曲動聽的歌。依我看，莊子能夠參悟天地的奧祕、省識人生的玄機，恐怕有幸依賴於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機。換句話講，莊子與官場的種種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有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從而真正超越了世態常情的羈絆，走向了“一是非而齊生死”的境界。
衆所周知，中國讀書人的千般苦悶、萬種煩惱，都出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社會世態。按傳統的認知理念，則又在於能否當官，進入主流圈，擁有話語權，而不被邊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讀書人與官場關係的深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他的自然本色還能保持幾許，他的心靈自由還能留存多少。
莊子、陶淵明等人與官場瓜葛比較少，他們的精神自由空間便相對寬闊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懶覺，夢蝴蝶，“鼓盆而歌”；可以吟詠“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詩句，可以“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王摩詰、李太白、蘇東坡等人對於官帽比較熱衷，老是幻想着“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角色，殷切期待着“天上掉餡餅”一類好事的發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門去”，因此，他們的心靈便難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尋煩惱，“舉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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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走運，我覺得正在於他仕途上的坎坷，因此而避免了“失足”的尷尬，擺脫了“沉淪”的危險。不管是出於養家餬口的原因，還是因爲其他因素的考慮，莊子他一開始也不怎麼清高，不怎麼瀟灑，也曾涉足於仕途，在宋國蒙地當過一陣子“漆園吏”。這個管理漆園的官職，至多相當於今天小小的科長，不入流，沒有品，收入不會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責任不輕，辛苦多多。莊子不願當官，最初的動因，恐怕是嫌官職太小，只有辦事的辛苦，沒有吆五喝六的快樂。
不過，問題又來了？押莊子嫌漆園吏官小位卑，有苦勞沒功勞，所以撂挑子不幹，似乎說得通，可是當楚國國君千里迢迢派遣專使恭請莊子去當宰相，莊子還是不幹，這又是什麼道理？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職重而權大，應該是讀書人所追求的最顯赫、最榮耀的仕途頂點吧。可是莊子居然不識擡舉，表示只做爛泥塘裏翻跟斗的小烏龜，不做那廟堂裏面供瞻仰的大烏龜，三言兩語謝絕了楚王的一番盛情。
莊子也不傻，在君主獨裁專制體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還不是讓老虎一口吃了！範睢當年身爲宰相，夠厲害了吧，還不是被秦昭王用幾句話便打發他送了命。連白起這樣的功臣宿將，邯鄲一戰打得不好，自己的小命便莫名其妙給賠了進去。禮聘莊子的楚國，情況更是糟糕，做宰相的，下場大多都不是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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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莊子身上，這種“材與不材”、不大不小的中官的機會一直沒有出現，所以到後來他也就乾脆完全杜絕了仕進的念頭，“終身不仕，以快吾意”，以“遊世”的立場與態度打發自己的生命，“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在絕對自由的精神王國中馳騁自己的天才，“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這就中國歷史而言，或許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個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視千古、偉大不朽的思想大師。
偉人就是有自己的智慧，如果或做其他人見有宰相可以做，早就高興的忘乎所以，哪還有時間去想這個官職有多險惡，自己的性命保不保的住。莊子此舉實屬明智，在官場中混，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還不如尋一清幽之地，靜心讀書。反而換來了今日的千古留名，被萬人所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