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是唐朝中後期的傑出詩人。他的詩作以瑰麗含蓄聞名，爲了弄清他詩中所包含的真正含義，無數學者都對他的生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這其中，最爲衆說紛壇的一個問題，就是他與牛李黨爭的關係。
關於李商隱和牛李黨爭的關係問題，從五代和北宋以來，便一直爭論不休。有人說他是李黨，也有人說他是牛黨，還有人說他一生在牛李兩黨的夾縫中求生存，但是最終受到兩黨的排擠。建國以後，大多數學者則傾向於說他是牛李黨爭的無辜犧牲品。不過，不管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如何爭論，有一點是達成共識的，那就是：李商隱捲入黨爭，是從他在牛黨人物令狐楚死後，轉入屬於李黨一派的王茂元幕府併成爲其女婿開始的。然而，對於這一點共識，有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爲，王茂元既不是李黨，也不是牛黨，他與黨爭無關，因此，李商隱入王茂元府，也根本不存在捲入黨爭的問題。
首先，根據兩《唐書·李商隱傳》中的記載，李商隱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賞識，曾在令狐楚的節度使幕府中做事，並且因爲令狐楚的資助才考上了進士。但是令狐楚死後，他又投到了當時爲河陽節度使的王茂元的門下，王茂元很欣賞他的才華，提拔他做了掌書記，還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他。從此，牛黨的人就把李商隱恨得要命，認爲他忘恩負義，詭薄無行。這是史書中最早的關於李商隱如何捲入黨爭的說法，後面的史書大多參照這一說法。但是這段史料在時間的記載上，存在錯誤。比如，它說李商隱做王茂元女婿的時候，是在王茂元鎮河陽時，而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是在武宗會昌三年(843年)，那時王茂元正受朝廷之命與劉稹作戰，不久即死於軍中，而李商隱當時也正居母喪，因此，他不可能在這個時候成親。根據學者的考證，李商隱入王茂元的幕府，應當是在文宗開成三年(838年)。
其次，除了新舊《唐書》以外，沒有任何一條史料可以說明王茂元是李黨。如果仔細地檢索一下王茂元生平的材料，就可以看出，從他父親開始，王家兩代擔任的都是地方節度使，與中央政局的變動沒有什麼牽涉。與之相反，王茂元和牛黨人物的交往倒是很多。比如開成三年牛黨的骨幹楊嗣復拜相，時任涇原節度使的王茂元馬上送去了一封賀狀。又如會昌元年(841年)，正是李黨的頭領李德裕當國，作爲牛黨代表人物的李宗閔此時在洛陽擔任閒職，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王茂元給李宗閔送去了兩封信。在信中，他一方面表達了對李宗閔早年提拔自己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對李宗閔在大和末年被貶職一事寄予同情，並且對他表示了真切的慰問。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封充滿感恩與惋惜之情的信都是由李商隱代爲起草的。
再次，新舊《唐書》本傳都提到王茂元鎮河陽是李德裕親自提拔，因此王茂元應當屬於李黨。其實如果再進一步深入史料就不難發現，李德裕對王茂元的任用乃正常的人事調動，沒有什麼偏私的地方，而且會昌三年八月，王茂元軍爲劉稹的部將所敗，王茂元也隨即病于軍中。由於這一戰役的失利很影響士氣，所以李德裕馬上採取了果斷措施，命王宰接替王茂元爲河陽行營攻討使，實際上也就是罷了王茂元的軍權。
分析完了王茂元之後，學者們又對李商隱一生中另一個重要人物令狐楚，進行了一番探究。他們認爲，過去的一些歷史記載和史學論著，大都把令狐楚說成是牛黨，但是其實他的情況比較複雜，不能簡單地下論斷。綜觀令狐楚的一生，他早期的確與李逢吉等人交結，與裴度等主張對藩鎮用兵的意見相違背，但後來與李德裕等人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政治分歧，他在後期並沒有涉足黨爭，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並不能把他歸爲牛黨。至於說他與王茂元爲政敵，也實在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據，他的行跡可以說與王茂元沒有發生過任何關係。
學者們覺得，如果大家能拋掉王茂元是李黨、令狐楚是牛黨的成見，重新考查一下李商隱入王茂元幕府後，他與令狐綯等人的關係，就會得出與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
據記載，令狐楚死的時候，李商隱只有25歲。那時他剛剛考取進士，朝廷還沒有正式授予他什麼官職，但是確有一大家子人要靠他養活。這時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只是一個小小的左拾遺，又因丁父憂免職。在這種情況下，李商隱要取得仕途上的依靠和經濟上的資助，只能投靠在某一節度使的門下做一些文字工作。這種現象在唐代社會中是十分常見的，對讀書人來說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不會受到人們的責難，更不存在背恩忘德的問題。李商隱進入王茂元幕府之後，令狐綯並沒有對他加以排斥，相反還在某些實際行動中資助李商隱在仕宦上尋找出路，有保存下來的兩封書狀爲證。如果令狐綯認爲李商隱背信棄義，投靠敵黨，他是不可能爲李商隱到處延譽，使他因此而取得進身之階的。
通過上述分析，一些人認爲，所謂李商隱入王茂元幕，從此就捲入黨爭，是一種舊說和成見。李商隱真正捲入黨爭，是從李黨失勢開始的。
唐朝中期以後，朝廷中的腐朽勢力越來越強大。以李德裕爲代表的李黨一派，在中晚唐時是一個要求改革和有所作爲的政治集團。他們與以牛僧孺、李宗閔爲首的因循守舊的牛黨形成鮮明對立，主張剝奪藩鎮和宦官之權，積極革除朝廷的種種弊端，並對當時社會上的一些腐敗現象進行整頓。會昌、大中之際是牛李兩黨間的最後一次搏鬥，結果以代表革新勢力的李黨的失敗而告終。就在李黨面臨無可挽回的失敗的情況下，李商隱對他們表示了同情，並用自己的詩文爲他們辯誣申冤。
因此，學者們認爲，以前學術界對於李商隱的評價還有待商榷，他並不是一個只知道在牛李兩黨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懦弱文人，事實上，他的行爲表現了知識分子所應該具有的明確的是非觀念以及傾向進步、追求理想的氣概和品質。（本文轉自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