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在原和大家聊到了周代出現的玉中“重器”——大型組佩，順便插了一句題外話：西周時期是玉器發展的低谷。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題外話。
也許剛拋出這個話題，立刻有人要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捲袖子掄拳頭，一邊暴打在原，一邊振振有詞地教訓在原：
西周時期是中國玉器發展上的“成長期”。西周王朝建立後，以禮治國，《周禮》，規定不同等級玉器的質地、型制賀規格，對祭祀、禮儀等用玉也有成文規定。《周禮·考工記》也記載周王室設置玉作，管理專爲王室制玉的奴隸，“玉人”。
周代禮學與和玉結合起來研究，用和田玉來體現禮學思想。有“德”的仁人君子都以玉飾標榜自己，用“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之說。大到天子公卿，小到士大夫，無不是從頭到腳，佩戴一系列玉佩飾。
發展到後來，儒家更把與“禮制”有關的仁、智、義、禮、樂、忠、信、天、地、德等傳統觀念，比附在玉器化學性能上的各種特點，正所謂“君子比德於玉”。
正是周代在物質和思想領域的鋪墊，爲中國玉雕藝術經久不衰提供了理論依據，更是承前啓後的中國七千年玉文化精神支柱所在……
“儒家，那已經到東周了，我說的西周、西周，不是上週的事兒!”在原一面抱頭鼠竄，一面回嘴道：“別急着打我，要說清楚這事兒，先要從被古人所認可的‘真玉’是什麼說起。”
上回在原曾經說過玉器肇始於細石器時代，是從遠古先民們用於生產生活的石器發展而來。在先民們與自然鬥爭生存的過程中，一些能給人以美感的，數量相對稀少的美石被人們從普通的製作石器的材料中篩選出來，製作成脫離生產生活工具的裝飾品，這些裝飾品就是最早的玉器。這就是“美石爲玉”之說的由來了。
衆所周知，中華文明的起源的多元的，而各地礦石物產不同，分佈在神州大地的各個原始文化聚落也選擇自己的文化圈裏所能得到的不同美石，將其視爲“玉”。比如四大名玉分別是隻指新疆的“和田玉”、河南南陽的“獨山玉”、湖北的“荊山玉”、及遼寧岫巖的“岫玉”，即和田角閃石，南陽輝石，湖北綠松石(如今，人們認可的荊山玉與古代的荊山玉不是一種玉料)、岫巖蛇紋石這幾種石材(當然沒這麼簡單，以後有找機會再容在原細說)。
但事實上正真被人們認可的玉，即“真玉”是指和田玉和近一兩百年內異軍突起的翡翠，其他品種的玉石則被稱之爲“雜玉”。
聽聽，光聽到真玉、雜玉這些帶有褒貶之譽的形容詞就知道這質地不同的玉料在古人心中的地位有多不同了。
那麼，真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能從真玉引申出周代(特別是西周時期)是玉器發展上的低谷之說呢?
從目前的發掘的文物可知，從直立人時代的“北京猿人”開始(約60-70萬年前)，人們逐漸認識到玉石與其他石材的不同，並選擇出來製作成裝飾品、禮器等非生產用途。
這個時期的玉器最大特點就是各地就地取材，用各種當地特有美石製作器具，但到了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時期，卻出現了個例外：原本“盛產”藍田玉的西安地區(注意這個“盛”字，下文在原會接着聊它)，去出現了用產至千里之外的和田玉所製作的石斧。
這件玉器的出土，說明最早在6000多年前，和田玉已經開始進入關中平原，其意義不光說明原始社會玉器就地取材製作的慣例被打破，更標誌着各個原始聚落、文化之間的交流物質、文化已經出現。
由於考古實例的欠缺，我們並不知道和田玉是如何被和田當地居民選擇出來，成爲代表當地特色的玉石材料，又是通過何種途徑進入中原地區。
但我們大致可以想象到，其過程何其他原始文化圈發掘擁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玉料的過程相類似。而出土文物向我們證實一點：自6000多年前起，和田玉逐步從今天的新疆地區擴散到河西走廊，進入關中平原，進而推進到作爲商王朝的核心勢力範圍的中原腹地。
考古學者從距今3300多年的商代婦好墓中出土了大量和田玉石雕刻的各種玉器(他雜玉的數量較少)，這至少說明，在武丁時代，殷商貴族們認可和田玉料是等級規格較高的玉材，並有意識地主動獲取萬里之外的和田玉石。
我們尚不完全清楚殷商先民們通過何種方式直接或間接的獲得了數量可觀的和田玉石，但可以肯定的是，和田玉特有的一些性質征服了喜好美玉的殷商貴族，併成爲了商王室的玉器原材料，並逐步成爲被古人，特別是商代社會上層認可的“真玉”。
至於是和田玉料的哪些特性確立了它的真玉地位，在原推測無怪乎這麼幾點：
其一是和田玉自身的固有的特殊美感，這一點稍後時代的孔子等先賢用了幾種比附君子美德的“玉德”來總結了前人對和田玉特質的種種描述，發展到了戰國至西漢時期終於成爲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特有的“玉文化”符號。
其二是和田玉的稀缺性，這點在原就不多說了，就拿先前提到的半坡仰韶的和田玉斧的發現地西安說說事兒。西安當地特產的藍田玉數量巨大，大到什麼程度呢，古人甚至切割出藍田玉的玉板材，用來製作玉棺玉槨，可以想象到藍田玉的數量多到什麼程度，顯然不能讓人們認爲是足夠珍貴的東西。
其三與其二正好互爲表裏，和田玉的數量稀有，但有足以支撐起貿易流通，不會像藍田玉那麼多，也不像田黃石之類的名貴石材那樣數量稀少，缺乏流通性，難於讓世人認知，得到古人的普遍認可。這一點，與黃金成爲人類社會的一般等價物的過程相類似，在原也就不囉嗦了。
其四，和田玉料的產地遠離中原，有一定的獲取難度，讓古人產生了慕其高遠的神祕感。出土文物甚至可以證實在商代，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甚至已經有了依靠和田玉料爲紐帶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所謂“玉石之路”，比後世著名的“絲綢之路”早了1000多年，又或者說最晚形成與殷商時代的“玉石之路”其實是“絲綢之路”的濫觴。
在原廢話了這麼多，其實就是想說明一個問題：至少從商代起，用被古人奉爲“真玉”的和田玉料製成的玉器出現的數量多寡，是衡量一個時代的玉器製作使用是否昌盛的重要硬指標;比如後來玉器鼎盛的漢、清等朝代，和田玉雕精品就大量涌現。
而西周時期的出土玉器顯示，當時的玉料質量不佳，材質多爲各種雜玉，少有用和田玉料製作的玉器，以至於出現了考古學者所說的：已知存世的千餘件西周玉器中和田玉玉器寥寥無幾的現象。這與商代和田玉器大量出土形成強烈的反差。
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西周王朝的統治核心關中地區(今西安、咸陽一帶)橫亙在“玉石之路”上，且距離和田玉原產地更近，西周統治者理論上比殷商貴族更容易獲得和田玉材，半坡和田玉斧就可以證明新石器時代的今天的“西鹹”地區已有和田玉材的貿易或交流。
有研究玉器的學者認爲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目前未有西周王陵被髮掘，如果發現西周王陵便有可能改寫西周時期“無”和田玉的表象。
不過最新的歷史和考古研究顯示這一觀點並不成立。因爲西周早期貴族和王室還保留了很多遊牧民族的傳統，通過修建圓壇等紀念性建築祭天敬祖，無須爲祖先修建帶有巨大封土埋和豐厚陪葬品的大墓。這就是我們一直沒有發現西周早期王陵的原因，當然也就更別說發現大量陪葬的西周和田玉器了。
而與之相對的是，隨着周人葬俗的逐漸中原化，到了戰國時代，和田玉料再度成爲主要的制玉原料——顯然，除了民族習慣外，西周時期曾經發生什麼，導致“玉石之路”暫時中斷，這一點在原暫且按下不表，稍後再論。
最理想玉料的暫時缺失是西周玉器發展步入低谷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出土文物顯示西周時期的玉器數量也明顯少於商代，器型和品種也逐漸單一化，如前文提到的觽、韘、玉人之類的，商代才用圓雕玉器逐漸扁平化爲周代的浮雕和鏤空雕刻，以各種玉佩的形式呈現給後人。
此外，在雕刻技法上，西周玉器沒有商代玉器活潑多樣，而顯得有點呆板，過於規矩;當然，西周玉器在繼承殷商玉器雙線勾勒技藝，獨創一面坡粗線或細陰線鏤刻的琢玉技藝，而制玉工具的進步又讓西周玉器的線條越發硬朗，更爲複雜的鏤空雕刻開始大量出現，但這點點技術的進步並不能掩飾其在藝術性上的退步。
這種退步的現象並不光體現在玉器上，西周青銅器的藝術水平也不如商代——當然，與玉器出現的情況相同，西周青銅的製作工藝更加精進，先進的冶煉技術讓更輕薄堅固的簋、鼎、尊、爵，雕刻金文技藝也跟爲成熟，大量銘文出現在那個時代的青銅器上。
導致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也很簡單，曾經活躍於西北，文化上相對落後的周人佔領文化昌盛，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地區後，一方面很難迅速吸收先進的中原文明爲己用，另一方面還要疲於應付被他們稱爲“殷頑民”的殷商遺民(比如後世橫掃六國的秦人的祖先就是著名的“殷頑民”之一)的暴力反抗，難有時間、精力以及物質財富投入高雅的玉器生產和賞析。這樣的現象，在後世鮮卑、蒙古、清等北方民族入侵併統治中原的初期也曾多次重複出現。
下面在回溯前問，西周時期和田玉爲何稀少?稍微回顧西周的歷史變可知，西周前期周人急於完成對中原地區的武裝殖民，平定東方各個反對勢力，穩定統治，顯然沒有驕奢淫逸的閒情逸致，和花力氣維持“玉石之路”的功夫。等到西周中後期，周人消化了中原地區後，回首西顧，犬戎等新興勢力已經做大，“玉石之路”已然斷絕，難以恢復。
缺乏上等的制玉材料，反過了又倒逼玉器製作水平(主要是藝術性)的持續退步。當然有學者認爲西周禮制的確立，也束縛了玉器發展，商代那些活潑多變，器型繁複的禮玉、飾玉不符合周人禮法而被棄之不用，也是導致西周玉器發展的空間被壓縮的重要原因。
至於本文的題頭“周代玉文化發達但爲何卻在西周出現玉器發展低谷”?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出了端倪：由於西周玉器製作和欣賞水平的因爲一些主觀和客觀的原因較之於商代嚴重退步，到了戰亂更加頻繁的春秋戰國時代，縱然東周時期的玉器製作因禮崩樂壞而擺脫了禮法條律的桎梏，但也未能把之前欠的“課”全補上。那麼，作爲玉器發展史上的恢復期，東周爲什麼有能奠定中國玉文化的基礎，甚至發展出堪稱玉文化發達呢?我們有空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