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魯門主義外文名Truman Doctrine，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謀求世界霸權的指導方針與擴張計劃，時間1947年3月12日，地點美國。
中國人關注杜魯門主義主要是因爲它對中國的影響。
杜魯門在國會宣讀諮文
報刊雜誌的文章，涉及美國外交政策、美蘇冷戰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多，涉及美國對希、土援助的文章就顯得較少。的確，杜魯門演說在當時中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有人看到美國對希土的“仗義”姿態而沾然暗喜，也有人爲美國的“厚彼薄此”而表示“遺憾”。國民黨政府官方的反應與民間的反應顯然有很大距離。杜魯門演說發表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曾解釋說中國和希土不同。馬歇爾也在國會裏指出過，中國在軍事上的價值沒有希臘重要，同時中國太大，要像授助希臘一般援助中國，美國沒有力量。然而，中國官方人士受到杜魯門希土、反蘇演說的鼓勵，希望杜魯門的演說能引起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正如當時有評論所說，“美國拼命表示中國局勢不能與希臘相提並論，中國外交官卻拼命地自甘與希臘爲伍，以爭美元，而利內戰。”在國民黨政府的官方的講話及其報刊喉舌的宜傳中，一直都在散佈“杜魯門主義適用於中國”的論調。
顧維鈞
駐美大使顧維鈞說：“在當時的美國人民心目中毫無疑問，遠東問題和中國局勢對美國的意義和影響要比希臘重要得多。客觀地說，如果杜魯門主義要付諸實現，那就首先應該在中國實施，至少也應同時實施於中國。”《觀察》雜誌的文章形容蔣介石政府當時的心態：“中國的現存政府，因爲要維護他們個人或集團的權勢利益，他們堅決排斥共產黨;因爲排斥共產黨，連帶仇視蘇聯。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國懷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撥美蘇之間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費孝通
費孝通在《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一文中批評美國對華政策，也批評“杜魯門主義適用於中國”的論調。他認爲，美國早就把中國看成是自己圈子裏的附庸國，希望中國成爲一個“接近美國勢力”的國家。但從當前來說，“中國在美國政府眼中並不是一個必須立刻加以控制的區域”，美國在中國想做的，“第一，中國不成爲蘇聯圈子裏的附庸。第二，中國經濟能早些恢復，成爲美國的市場”。美國援華實際是借錢給中國打內戰。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因素，有經濟的、感情的、軍事的，而軍事的考慮可能佔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因爲戰爭中軍人的勢力擡頭，使美國的外交充滿着火藥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戰爭所引起各國實力的變化還沒有找到相互平衡的局面。”所以美國外交、包括對華政策在內，也不能不先顧及到軍事性的考量。費孝通認爲，中國人的事應該由中國人自己想法解決，“山姆大叔對中國卻並不像想象的那樣痛快”，“如果還有人夢想着美國的全面支持”，希望中國變成希臘和土耳其，那實在太天真。事實上，美國的一系列行動，已“把傳統的兩國友誼喪失殆盡。”
費孝通的文章發表後，素以注重外交問題而著名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了一篇題爲《中國或者日本》的社論。該文簡述了費先生的觀點後寫了個“按語”表明該報的立場。該報承認美國對遠東的政策事實上是轉變了即“從以中國爲遠東中心轉變爲以日本爲遠東中心”，這轉變“不合於美國人的感情”，但美國遠東政策轉變的原因是日本給美國商業上的機會大，希望這一轉變可以“刺激中國政府的改革自新”，中國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對日本一樣的關切”。爲此，費孝通作了迴應。他認爲，以商業原因作爲美國遠東政策轉變的理由只不過“是個藉口”、“是句遁詞”。美國遠東政策的轉變關鍵在戰略因素，放棄中國，扶植巳本，是馬歇爾調解國共失敗後的定策，是退守防蘇第二線的戰略行動。一句話，美國遠東政策的重心是在防蘇。如果爲防蘇而扶植日本是不值得的，只要日本羽毛一豐，故態必然復萌，將成爲太平洋上的“侵略的惡魔”。世界和平是中美人民共同的希望，和平破壞時，中美人民大家遭殃。
杜魯門
杜魯門上臺後，美國對華政策從“扶蔣抑共”到“扶蔣反共”，並公然將中國的地位看成和戰敗國的日本平等。1945年12月15日，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稱蔣介石政府爲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表示要以“一切合理方式”幫助蔣介石。次年，美國新聞處中國總處處長賀蘭德在倫教援華委員會會議上坦白地說：“中國今天正漸漸成爲美國的一個龐大的次殖民地，準備用作慘烈的決鬥場"，因爲中國將成爲美國附庸國，因而成爲國務院全盤戰略的部分。”該言論公諸於衆，引起輿論譁然。12月18日，杜魯門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政策聲明，企圖爲美國援蔣打內戰的對華政策作辯解，並表示將繼續執行扶蔣反共政策。到了1948年2月18日，杜魯門向國會提出一個爲期一年半、總額爲5700萬美元的援華方案，其中4200萬美元爲經濟援助，15000美元爲軍事援助。
顯然，杜魯門政府是非扶蔣不可，問題只是在如何援助。外國電報曾不只一次傳出“觀察家”的意見：軍事援助以外的任何援助都不能挽救蔣政府於危亡，美國的援助主要的必定是軍事物資和技術的援助。
馬寅初
經濟學家馬寅初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美國擾華的目的主要是要緊握中國的市場。他認爲，“美國的工業生產早已膨脹到飽和的程度。在戰爭時期，由於軍需的龐大，銷路不成問題。一旦戰爭結束，就發生了生產過剩的現象。”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是非爲剩餘商品與剩餘資本在國外找市場不可”，這樣，美國對中國市場就抱有“既得之，不再失之”的決心。1946年簽訂的《中美商約》就是開拓中國市場的表現。這一表面上平等，實際上不平等的商約，“名爲互惠實則偏惠，名爲平等實則片面，無非要使中國化爲美國的市場。事實上，美國圾蔣表現得“不冷不熱”，1947年，蔣指望得到13億甚至更多的貸款，而馬歇爾只提出3億元貸款，而且分期付款。這種緩不濟急的援助，使得蔣政府“失望與焦急交併”。“在美國看來，這種姿態一方面反映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焦點在歐洲，另一方面也由於國民政府不中用，如繼續貸款，就等於擲入無底洞，永遠收不回。
中國人對杜魯門幾次對華聲明的反應是強烈的。有人提出，對美國的聲明，不能只用耳朵聽，而且要用眼睛看，因爲話始終還是話，美國在遠東想做，能做，已經做，正在做，還要繼續做的事，有些說出來了，有些不能說，而說出來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也有人從美國援助各國打內戰的事例譴責“美國是世界的罪人”，它的援華，只不過延長內戰，使中國人多苦幾年罷了。194年12月26日，上海《聯合晚報》約請馬寅初、馬敘倫兩位先生作一次極爲有價值的對談，兩位憂國憂民的先生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極精闢透徹的卓見發表。他倆共同譴責美國擾助國民黨打內戰。馬敘倫說：“美國決不會放手，一定要維持今日這個政府的。”馬寅初說：美國“貸款成功了，當然要打得更厲害，要多死幾十萬人!”馬敘倫更直接提出對待戰爭要採取“以戰止戰”的辦法。他說：“以前，我們希望停止內戰，但現在事實上已不可能，……停戰，要大家覺悟，但一邊覺悟邊不覺悟。還是不行呀。現在要內戰停止，老實說，只有以戰止戰’。就是說，要看一方面打個決定性的大勝仗，使對方受到重大打擊，才能停止。”
愛國民主人士馬敘倫談及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認識過程，他的看法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說，杜魯門第次對華政策宜言，“騙得中國人民的同情;中國民主人士，也以爲他真夠得上朋友的，哪裏曉得他明有這一套暗裏原來又有一套”。美國從海、空把國民黨軍運輸到東北去，在青島佔了海軍基地，支持南京政權打內戰，“攪成愈戰愈利害”。事實教育了中國人，使中國人逐漸認識到，美國“想在戰爭的時候拿我們中國做他對蘇聯作戰的基地平常時候，做他資本主義剝削的好對象。”無論是擾歐計劃也好，援華計劃也好，“都是有一箭雙鵰的作用，一方是經濟上拿了他們的錢仍買他們的貨，得到加倍剝削的利益方是利用接受援助的政府(大都是有反對派的)間接壓迫民主力量的生長”。當杜魯門發表第二次極華諮文時，馬敘倫說，諮文也說了不少好話，但中國人“的耳朵也聽得起繭了”，中國人進一步認識到，正是美國支持南京政權使中國的內戰延長，也正是美國阻礙了中國民主的實現。馬敘倫指出：“民主是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人民有權力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不勞美國越俎代皰，替我們擔心”。
《南僑日報》對杜魯門的第二次對華政策宜言作這樣的評論：“……相隔一年，美國的威信已大爲低落。中國人民不敢再相信美國是他忠實的朋友。如果在一年以前，把杜魯門聲明，當作一種和平的福音，在現在，至少應當把這個新的聲明，當作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供狀。這是並不足怪的。事實勝於雄辯，美國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說的盡是好話，做的盡是壞事。這如何能使人相信呢。”不久，《南僑日報》又再次發表社論論述杜魯門對華政策的實質。它指出這個所謂“積極而現實”的對華政策，“主要是以軍事及經濟支持中國獨裁政府，進行內戰，藉以換取美國在中國的特殊利益。”這個兩面政策，“一面要支持獨裁政府，一面又要它容納民主黨派，一面要它停戰和平，一面又幫助它去進行內戰，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本來是不可能的。”社論最後指出杜魯門對華政策的後果，說：“杜魯門總統，依然騎錯了馬，這局勢發展下去中國內部的和平民主固然不能在短時期促成，而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兩面政策，將更加痛心疾首。”
胡適
胡適對美國援華的批評是比較溫和的。他認爲中美雙方要互相瞭解對方心理。“就美國方面來講，她應該懂得中國人是最講究體面，有時寧願受窘受困，而不肯接受不禮貌的援助。”“現在中國當然很需要美國的貸款，但是中國還能自力更生，還沒有到‘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的境地。”“我希望美國人能瞭解此點，在貸款時不要提出有傷別的國家民族尊嚴的條件，使對方不便接受她援助的盛意。”“從中國方面來講，我們既要借債也應該懂得貸款人的心理。人家希望有不貪污、不浪費的保證，這也是人情之常。”
就當時民衆對杜魯門對華政策的輿論而言，批評者衆多。激進者一針見血指出，美國援華是幫助國民黨打內戰，溫和者也批評美國援華偏祖和不得力以及不顧及中國的國情。儘管中國人對美國對華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此時大多數的中國人對美國的幻想已經破滅了。正如馬敘倫指出，美國對華政策使中國人民的“美國是中國的好友的觀念，“完全打破了”。他一再強調，“在戰火連天饑民遍地的中國，美國如果不變更他片面支援國民黨的政策，使中國內戰還加擴大，我們不但主張不向他購買他的生產剩餘”，還應該溫前清末年“抵制美貨”的歷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齊起心來，大家不用美國貨”。中國人的所言所行，正是“美國對華政策招致”的。
今天的歷史，正是過去發生過的新聞，它記錄了時代的足音，映照着過去社會的側影，人們從中讀出歷史的世變風雲。我們透過1947年前後的新聞，認識到冷戰是一場以美國和蘇聯爲首的兩大陣營的全面較量。美蘇兩國爭相擴張其勢力範圍，使冷戰成爲一個全球性、全方位的鬥爭，而杜魯門的演說，則是美國冷戰外交的總綱領，它對人類的影響是持久的。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重溫這一段歷史也能從中受到啓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