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日本人到海外謀生的不斷增加。1916年日本全國記者大會在臺北舉行，全日本共有77家報紙的99人蔘加了這次大會，並對臺灣報業進行了考察。此後，日本記者對臺灣的認識有所加強，到臺灣創辦報刊者逐漸增多，打破了臺灣lo多年來未曾創辦新報刊的沉悶局面。
但臺灣總督的新聞政策是隻準三家日刊報紙存在，因此，在這一時期到臺灣辦報的日本新聞人員走上創立晚報和週報的新路子。臺灣東部地區開發後，有了新聞的需求，但因爲交通等原因，其他地方送去的報紙晚兩三天才能到達，已失去了新聞的價值。因此，日本人梅野清太在花蓮創辦了《東臺灣新聞》晚報。因爲東部的特殊地域，新聞來源缺乏，且器材不足，印刷設備只有平盤機，故僅發行晚報一大張，每D下午出版，發行地區始終混亂。
在這種情況下，臺灣新聞事業起步維艱，毫無新聞白由可言。 “違反政令”等罪名，予以拘捕監禁、判以罰金或施以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律令中所謂“反抗施政，實行暴動”等多項寬泛、模糊的條文與新聞事業都有極大牽連，而所謂“以匪徒論罪”的案件都是“以一審爲終審，立即就地執行，不許正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