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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早在“周”以來、“漢”以前的歷史長河中，便是我們族羣的一個曾用統稱，根據胡鴻先生在《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一書中的論述，“夏”最早極有可能是“周人”用來自居的政治共同體統稱，所謂“諸夏”、“中夏”是也，它的對應面是不在周式統治秩序內的所謂“夷狄”。至於那個商以前的“夏”，不排除它是早期國家(夏朝)、部落盟主(夏后氏)、上古族羣(夏人)中任何一個可能性，它的文明發展程度，應當最多與“早商”相當。
至於這個三代之夏的得名，寒鯤更傾向於是“夏部族圖騰的轉化”，就像其他古國名(古地名)的來歷一樣。至於那些更像是“形容美好”的詞義(唐之宏大、魏之巍峨、夏之華美)，難免是後世附會渲染之詞，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的前提下，難免求之過深，不宜奉爲圭臬。
不過，“夏”字本身也有“西方”的含義，周人自稱諸夏、中夏乃至夏盟，既有可能是在繼承商前之夏部族在河洛(斟鄩)、河東地區(夏墟)的號召力，也有可能是以“西方伯長”政治地位自居的後續。當然，也有可能是相對於“商”偏居在西方的“夏”本身，與方位“西”在詞義上重合的結果。
夏之攀附：胡夏
“夏”作爲一個族羣統稱級別的語詞，經過周秦漢之間千餘年的層累渲染，以及西周城邦共同體與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兩度持久性、系統性的“認同建構”，徹底成爲“華夏文明共同體”的簡稱，並配合上“用夏變夷”的文化策略，爲早期的東亞世界的各個晚熟族羣，提供了一套足以實現“文明進化”的捷徑。(詳見胡鴻先生《能夏則大漸慕華風》一書論述)
赫連勃勃之胡夏國號的出現，便是這一現象的表徵，雖然赫連勃勃未必在具體執政舉措中表現出多少漢化的傾向，但他以《史記》中對於當時天下各族皆炎黃與三代之後的“擬製”爲“媒介”，把自己的統治合法性附着在“匈奴乃夏族後裔”上，從而實現自身對於關隴漢民的政治影響力倍增，卻是毋庸置疑的“夷狄一方，用夏變夷”策略的初步展現。
至於“胡夏”之“胡”，是漢魏時期對匈奴族羣的慣用稱呼之一，也就是說，此處的“胡”，並非泛指所有北族，而是取其指代“匈奴”之狹義。
夏之迴響：西夏
自從胡夏在今天陝蒙交界的統萬城附近奠都以來，在俗稱地名與行政區劃名上的“夏”便在黃河幾字區域落戶了，它就是由統萬鎮改制而來的夏州(431年)。有趣的是，同樣是北魏王朝，又在河東安邑之地，於公元494年設置了夏縣，兩個夏地便由此在拓跋鮮卑的治下開始“落實”到中國歷史地理流變的沿革之中。
李元昊的西夏王朝，之所以自稱爲夏(也有邦泥定國、白高大夏國、西朝等自稱)，便是一種來自地名上的延續。李元昊祖上一向是割據今陝蒙交界地區(夏地)的党項族裔節度使——定難軍節度使，又稱夏綏(銀)節度使，自李思恭參與平定黃巢以來便盤踞曾經的胡夏核心地區(夏州、綏州、銀州、宥州、靜州)，長達一百餘年，受李唐賜姓的李思恭甚至得了一個夏國公的爵號，所以李元昊的“夏”國號，有這麼一層地緣因素在。
西夏之西，既是當時夏政權對於自身的自稱之一(西朝)所致，也是其地理位置所致，所以便有了“西夏”這一合稱作爲該政權區別於其他政權的標準簡稱。
至於西夏建國之後，以興慶爲都，並最終導致了“夏”作爲一個地名的西遷(從橫山到西套)，給元以降的西套平原留下了“寧夏”的稱呼(元滅西夏而定名“寧夏”，類似於北魏-唐對於統萬城一帶曾定名爲“平夏”)，這就是“國名”與“地名”相互影響並導致遷移的又一歷史地理層面顯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