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朱元璋和官吏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明代初期，朱元璋是如何解決官吏養問題的?
朱元璋重視孝道，不僅是發揮“孝”作爲道德倫理的教化作用，從精神層面控制天下臣民，還將孝道的觀念融入其治國理念之中，採取相應措施將其推行於天下，體現爲推行老人制度和官吏移親就養政策，族表忠孝和開設養濟院等。
司法中的孝治
朱元璋以元代法度廢弛而招致滅亡爲鑑，格外重視修訂法律的相關事宜，親自率領羣臣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包括有《大明令》、《大明律》和其親自編訂的四部《御製大浩》等等。朱元璋認爲“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法律是用來防範民衆犯上作亂和輔助君主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倫理道德是依靠民衆的自我約束來實現的，其本身不具備任何懲罰性;法律則是君主藉助國家爲依託制定的相關條文，具有強制執行力，對於違反條例的人可以採取相關的懲罰措施。
以孝入律
《大明律》是一部一統的刑法典，由朱元璋親自主持修訂，從草創到定型歷時三十年，於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頒佈，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改變了唐宋法律以內容分爲十二篇的結構，僅保留“名例”列於律首，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作爲律名。相較於唐律而言，其條目的數量進一步減少，對於涉及倫理關係的犯罪降低處罰程度，普遍加重對涉及國家、社會秩序等嚴重犯罪行爲的處罰。同時，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時，將孝道觀念與法律制度相結合，藉助法律的強制力推行孝道的實施，同時對不孝的行爲進行懲處。
《大明律》中最爲嚴重的罪行被歸納爲十惡，是指危害江山社程、毀壞宗廟建築、叛國、謀殺官吏、謀殺父母等十惡不赦的罪行，而其中惡逆、不孝、不睦、內亂四條的內容與孝道有關。惡逆是毆打及謀殺祖父母、父母、家族的血親長輩。不睦是謀殺或犯賣紹麻以上親屬，毆打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親屬。不孝是指告言、咒罵祖父母、父母或家族長輩;祖父母和父母在世時，瓜分家產;父母去世時，子女有嫁娶事宜;祖父母或父母的喪事，隱匿不報;假稱祖父母或父母去世等行爲。
內亂是與小功以上親屬、親父祖的妾室通姦。其中惡逆、不孝、不睦三條直接涉及到懲治對祖父母、父母或是直系血緣親屬的不敬行爲，或是有損其軀體甚至是其生命的行爲。內亂是指血緣親屬或與長輩妾室私通的行爲。將悖逆孝道的行爲與叛國謀逆的重罪共同放入十惡條，足見朱元璋對孝道的重視程度。
孝道是以子女贍養父母爲核心內容，故而相關法律條文多是圍繞戶律、禮律和刑律三部分。在《戶律·婚姻》中列舉以下週顧倫理且不孝的行爲:子孫在父母或直系血緣親屬去世時嫁娶;子孫在祖父母或父母犯有死罪而被囚禁時嫁娶;與有血緣關係的親屬成親或是納爲妾室等。在《禮律·祭祀》中列舉了有違禮制且違背孝道的行爲，隱匿父母去世的消息;身爲獨子拋棄年逾八十的祖父母或父母前去上任;父母去世不及時安葬;發掘毀壞親屬的棺撐或墳墓等。
在《刑律·人命》和《刑律·毆打》中列舉了謀殺或毆打親屬的行爲:謀殺父母及祖父母等血緣親屬;謀殺故夫的父母及祖父母;毆打大功以下尊長;毆打父母及祖父母等。朱元璋對有違孝道的人施以嚴刑峻法，卻對因行孝道而觸犯法律的人予以寬有。“若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子孫爲父母及祖父母報仇，殺死行兇者按律當斬故而輕判其罪，僅是杖六十。
同時，施行此法律條例，需要滿足以下條件:不犯十惡不赦條中的罪行，祖父母或是父母年邁多病而家中沒有次子奉養，如此臣民才能以“存留養親”爲由，上書請求皇帝延期處罰。爲防範臣民身爲獨子因罪而死，導致其父母老無所養情況的發生，朱元璋制定“存留養親”條，意在鼓勵天下百姓贍養並善待父母，以此推行其孝道觀念。朱元璋採用“軟硬”兼施的手段推行孝道，既藉助嚴刑峻法是來震懾天下臣民，又將寬餚行孝道者罪行的做法融入於刑法之中。
“屈法”以申“綱常”
明代的法律是由君主命令大臣制定，依靠國家強制力來保障其實施，是用來統治民衆的重要手段。皇帝作爲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掌握行政和司法大權，他制定法律，對違法犯罪的人依律判處，藉助刑罰來威懾百姓。在多數情況下，臣民違反相關法律，要以律論處;而在少數情況下，某些臣民因行孝道而有違律法，朱元璋作爲君主卻會赦免其罪行，這就產生了屈法以全孝道的做法。朱元璋認爲“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有人出於孝道願以己身代受父罰，感念其父子情深，故而“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
天策衛兵卒吳英之父因罪下獄，吳英詣闊陳情，自願爲官奴，替父贖罪。朱元璋認爲吳英自願以身代父受罰，其心可嘉，其情可表，但爲人子者，理應在平時就勸諫父親，這樣就不會遭此禍端。他還告誡吳英，“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即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放非義，斯爲孝也。朱元璋赦免吳英父親的罪行，是要此事爲例，向天下百姓彰顯行孝道的好處，從而推行其孝治政策。
江寧人周碗之父爲滁州牧，因罪判處死刑，時年周碗十六歲，上京面見皇帝並請求以身代父。朱元璋懷疑周碗年幼，受人教導纔要如此行事，下令要將其斬首。周碗聽此聖旨，卻是面不改色。朱元璋對此十分驚訝，故而下令寬有其父，改判爲流放戍邊。周碗再次進言，說“戍與斬，均死爾。
父死，子安用生爲，顧就死以贖父戍。”朱元璋聞此言，更加生氣，下令將其綁縛送去市曹，而周碗卻面露喜色。朱元璋這才察覺周碗的孝心，即刻赦免他父親的罪過，親自在御屏上題字“孝子周碗”。不久之後，周碗被授予其兵科給事中一職。
無論是出身兵卒的吳英，還是年幼的周碗，他們都是主動以身替父受過，皇帝赦免其父的罪行。朱元璋作爲大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屈法”以申“綱常”。但這並不意味着出於孝道而代父受過者，無論所犯何罪都會被皇帝赦免。例如，常熟人虞宗濟的父兄觸犯法律，官吏即將逮捕他們。虞宗濟告訴兄長“事涉搖役，國法嚴，往必死”，但父親年邁多病，兄長尚未有子嗣，而自己己有子嗣，願以身相代。虞宗濟“挺身詣吏，白父兄無所預。吏疑而訊之，悉自引伏”，於洪武四年被斬首。
朱元璋的“屈法”以全孝道，是爲了鞏固其政權。寬有子代父過者，即父母觸犯法律而其子女願受其過，朱元璋寬有其孝行，予以赦免。此舉既樹立了孝子賢孫的典範，又彰顯了“仁君”風範，從而更好的推行其孝治的政策。
朱元璋的“屈法”以全孝道，沒有明確的量刑原則，或是完全寬有罪行，或是允許子女代刑，或是一定程度上減輕罪行，這都取決於朱元璋個人的心意，他作爲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掌握司法大權，對司法擁有任意解釋的權力，對法律中一統的量刑標準置之不理，此舉破壞了司法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孝道優先
朱元璋將孝道精神與法律制度相結合，在執行相關法律規章時，以孝道爲準則，既會對父母犯罪而其子女願以身代刑者，予以赦免或是減輕處罰，又會應允因觸犯法律卻爲贍養父母而上書請求延期懲處的臣民。其推崇孝道優先的原則，並不拘於法律條文之中，如若百姓行孝道，哪怕其行爲與法律或是政策向悖，也會赦免或是減輕其責。朱元璋此舉是爲讓天下臣民以孝道爲生活準則，將孝道融入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
北平某個百姓被人誣陷，逮捕到了京城，他的兒子上京告御狀，以證其父清白。而事情真相大白之後，刑部卻告其子越訴，要予以懲處。都御史趙仁執奏，其子“訴父枉，出其至情，不可加罪”。如若兒子瞭解父親是被人誣陷的，卻不爲其伸冤，而任憑其父下獄，此舉非孝子所爲。朱元璋也認爲，“子訴父冤，出於至情，不可罪”，就沒有追究其子越訴的行爲。
刑部官員狀告其子越訴，是按律行事，兒子爲父伸冤，越級上訴，其舉有違律法，刑部官員是依法辦理。而朱元璋和都御史則是感念其爲父伸冤，出於一片孝心，故而法外開恩，不予追究。龍江衛的小吏因犯有過錯被罰書寫，恰逢其母去世，想要回家爲母守喪，而吏部尚書詹徽卻不同意，小吏就擊登聞鼓上告於皇帝。皇帝召見詹徽，切責他，詹徽聽後十分慚愧，應允小吏回家爲母守喪。因錯受罰，是爲人做事應守的原則;而爲母親守喪，是爲人子女的本分。
兩者並無衝突，但小吏受罰期間母親去世，這就引發了兩者間的矛盾與衝突。詹徽不同意小吏回家爲母守喪，是爲懲處其工作上的過失，而朱元璋是以孝道爲出發點，以母子親情爲重，這才讓小吏回家爲母守喪。
永州府祁陽縣人郝安童，其父玄戍定遼以卒，安童理應爲之補役。明代有着嚴格的戶籍制度，同時百姓需要承擔搖役，包括力役和兵役兩部分。而郝安童是家中獨子，在父親年邁後他必須承擔起相應的軍役。但因其母親年邁又沒有其他兄弟可以供養，而其姑姑守節且年老無依，家中長輩全憑安童照顧才能安度晚年。爲贍養家中老人，安童詣闊陳情。朱元璋聞之，其情可憫，故而下詔免除孝子郝安童軍役。
無論是爲父伸冤而越訴的孝子，還是爲守母喪而擊登聞鼓的龍江衛小吏，以及爲贍養長輩而詣闊陳情的郝安童，他們都爲了孝道而求見皇帝，雖然他們的行爲在不同程度上觸犯了法律，但皇帝因感念其孝心並沒有追究其責任。換言之，朱元璋提倡孝道優先原則，以孝道爲重，對於其有違律法之處，網開一面，不予追究。
此外，有官吏因觸犯法律，以行孝道爲由向皇帝請求減輕處罰。例如，北平都司吏楊獻因罪下獄，上書陳情，曾臥於冰上，以求生病父親可以痊癒，朱元璋下令覈實後，就釋放了楊獻。
朱元璋“屈法”以全孝道，赦免因行孝道而觸犯法律的臣民，其意在樹立孝子典範，標榜天下，但這並不意味着，朱元璋會輕視法律的作用，因孝道而被赦免的臣民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罪行並不會得到赦免。朱元璋“屈法”以申綱常，是爲發揮孝道的教化作用，從精神層面控制民衆，若要想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還是要依仗法律的威懾力。
但在帝制時代，法律始終無法擺脫皇權的束縛而獨立存在，其客觀性和公正性一直受到衝擊，從西周時期貴族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到後來由皇帝裁決或是依法減輕處罰的“八議”，貴族或是官僚階層在法律上都享有特權，無法體現法律的公平和正義。這是源於帝制時代始終推行“人治”高於“法治”的政策，皇權凌駕於法律之上，使法律不能徹底發揮其治國的作用。而朱元璋推行以孝治理天下，在司法中寬有孝子的舉動，就是以孝爲由而放寬量刑標準，這與“八議”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在衝擊法律的公平性，體現着皇權高於一切的原則，這是帝制時代所特有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