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繼秦朝之後的大一統王朝，分爲西漢、東漢時期，共歷29帝，享國405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及強大帝國。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漢以前的厚葬風喪葬習俗是社會歷程的多棱鏡，它可以從多個層面映射出整個社會的文化、觀念的變化以及當時人們對死亡的認知，漢王朝前後歷經400餘年的時間，喪葬習俗不可能一成不變。而提及漢代喪葬習俗，大部分人會自然想到厚葬，但厚葬並非從漢代開始興盛，早在原始社會時期就已經開始興起。
一、春秋時期，百家爭鳴
1.儒家的看法
春秋時期儒家所倡導的孝道觀念對往後幾千年的喪葬習俗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這句話本身只是希望人們對待死去的人可以像他們活着的時候一樣受到尊敬和愛戴，並未切實倡導或者促成厚葬行爲的出現，相反，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反而提倡節儉以及適度，要符合周禮，而過度和不及都是不被儒家提倡的背禮行爲，且在孔子看來，喪禮的奢簡併不是判斷孝義的標準。“儒家鼓勵人們對葬禮採取比較重視的態度。
真正的儒家倡導厚葬是從孟子開始，孟子爲其母送葬，其弟子充虞認爲他製作的棺木太過奢華。可見儒家的喪葬觀到了孟子時已與孔子大不相同，由此厚葬也被冠以禮和孝的美名。只不過孝道觀念在之後各朝代統治者的理念中被逐漸拔高，成爲導致厚葬的直接動因。另一點就是有學者認爲漢代的厚葬之風是緣由於漢承秦制，從秦代繼承發展而來的，這種說法也值得商榷。首先秦受法家思想影響很深，從商鞅變法開始就已經使法家思想深入統治者和大部分民衆的內心，而早期法家在喪葬方面提倡薄葬，他們大都是實用主義者另外，在河南三門峽、睡虎地秦墓中雖有兵器和竹簡出土，但由於這些地區墓葬多是征戰犧牲的秦軍將士、官吏，所以這些隨葬品對他們來說是生前經常使用的器物，也屬於實用器物。
2. 法家的角度
而後法家思想發展到韓非時其喪葬觀也發生了變化，韓非對儒家的厚葬和墨家的節葬都未做出批評，而是各論了兩家之短長，主張取其中庸，因此到了戰國後期，歷代秦王的陵寢佔地面積逐漸變大，在陵墓旁修建各種陪葬建築，但從墓葬中出土的陪葬品來看卻並非厚葬，秦東陵一號陵園即昭襄王陵南部主墓被盜，盜掘出竹簡、漆木高足豆、玉片等物，都是一些日常實用之物，並無任何奢華的珍寶和製作的明器。秦代的厚葬體現只有秦始皇陵是唯一的特例，這與秦始皇本人爲彰顯自己千古一帝的身份以及求長生求成仙的思想不無關係，而以秦始皇陵的厚葬來判斷整個秦王朝都實行厚葬實爲不妥。
二、西漢厚葬之風及原因
1.初期的節儉
西漢初期，國家剛剛經歷戰亂完成統一，直到文景之時，都一直實行無爲而治，倡導節儉，文帝更是親自踐行薄葬，在他臨終之前曾下遺詔“當今之時，世皆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雖然也有學者認爲文帝並非薄葬，但帝陵的薄葬應當是相對而言，應根據某一時代的社會生產力爲判斷標準。
如在漢代將姜寨7號墓中出土的石珠、骨珠、玉耳墜等作爲厚葬實爲不妥，但這放在新石器時代，以當時的社會生產力而言，就屬於厚葬。且作爲一代帝王能有如此生死觀和體恤百姓的心情已十分難得。到了西漢中期，尤其武帝時期，整個西漢王朝開始日益強盛起來，經過西漢初期長時間的與民休憩，經濟的富足爲厚葬提供了經濟基礎，加之讖緯、陰陽五行學說以及神仙方術的盛行，都影響了當時的喪葬習俗，使得厚葬之風盛行。
首先，西漢時期厚葬的盛行與時人的鬼神觀不無關係。先秦典籍中已有較多關於鬼神的記載，延至漢代，從高祖建國之初開始，就“甚重祠而敬祭”，任巫行爲國事，執掌祭祀，重大國事決策也常問巫占卜，由於統治者的倡導，民間出現了巫衆和大量祠堂，遍佈各地的祭祀廟宇和祠堂也爲漢人的鬼神信仰提供了場所，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言乞神事，作渭陽五帝廟，武帝征服南越後。
又在先秦靈魂不滅以及靈與肉相結合才能成爲鮮活生命個體的觀念影響下，漢人認爲當一個人去世之後，若他的靈魂與肉體重新結合，這個死去的人便可重生爲新的具有生命的個體繼續存在，這也是爲何漢代人如此重視死後之事的原因，因爲想要通過一些措施使逝去的人生命得以延長，而對肉身的保護便成爲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在喪葬上就體現出多重棺槨、棺槨外使用木炭和白膏泥密封、給死者穿多件外衣以及以玉衣爲代表的各種喪葬用玉。以馬王堆一號墓爲例，其棺槨由三棺三槨構成，“木槨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厚三十至四十釐米，共約一萬多斤。
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六〇至一三〇釐米”，“屍體包裹各式衣着約二十層，然後自頭至腳橫繫絲帶九道，再在其上覆蓋泥銀彩繪黃紗絲錦袍一件，繡花絹絲棉袍一件”。而玉衣在漢代人的觀念裏可以寒屍，使屍身保持不朽，以滿城漢墓爲例，劉勝及其妻竇綰各着一件玉衣斂葬，除了玉衣之外，兩人的屍體均用玉質塞封住九竅，其次，由於先秦儒家的孝觀念被過度夸誕。
2.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西漢自確立了董仲舒新儒學的正統地位之後，對《孝經》格外重視，確立了其經學地位，《白虎通義》中記載“夫孝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禮樂仁之本”，漢代的察舉制把官吏是否行孝納入到考覈標準中，明確規定“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平帝制定學官制時在鄉和聚的學校中各“置《孝經》師一人”，而鄉和聚屬於漢代最基層的組織，在這裏的學校設置經師講授《孝經》可以使孩童從小就受到關於孝道的啓蒙教育。
統治者的種種舉措都使得漢代孝觀念深入人心，而行孝的基本原則之一安葬過程更爲頗受關注，從而導致厚葬日益興盛。到了西漢晚期，漢初的孝行已經基本喪失了原本的寓意，而被寄託成追名逐利與政治掛鉤的社會活動，致使厚葬之風愈加風靡，已經嚴重消耗社會財力，成帝已經注意到了“生不極養，死乃崇葬”風氣的危害，因此他在位時不得不下詔禁止厚葬風氣。西漢晚期的厚葬之風已經達到了需要依靠詔令來禁止的地步，從公頃列侯至普通百姓都傾盡所能去籌辦喪事，關於行孝最本初的意願已經被曲解，得以光揚的只有侵害社會經濟和違背道德風尚的邪氣歪風。
結語
葬俗既存在傳承性，同樣也具有轉變性。西漢時期的厚葬帶來了勞民傷財和追名逐利的不良影響，那麼自然就會有人提倡薄葬。漢代的薄葬思潮從文帝時就已出現，武帝時厚葬之風發展登峯造極，但與此同時事關薄、厚新舊思想的鬥爭也隨之漸進到一個新里程，楊王孫就是其中一個代表。
他自幼“學黃老之術”，雖“家業千金”，卻選擇裸葬，他認爲實行厚葬就是阻礙人們迴歸自然本真，面對好友祁侯的勸阻，他說“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裸葬行爲藉以轉變當時的厚葬習俗。這一思潮到東漢時期愈發盛行，東漢帝王更是親自下詔推行薄葬，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都曾下詔禁止厚葬，部分學者也在著書立說中表達對厚葬之風的不滿，比如王充和王符，王充在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的無神論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薄葬思想，王符不同於王充的是，他並未從理論上進行批判，而是舉盡厚葬之事實和危害，他還指出，厚葬風氣的盛行皆由帝王權貴所引，呼籲應立民衆之表率，破厚葬之風俗。
其他官僚階層推崇薄葬的同樣大有人在。趙諮在延熹年間擔任敦煌太守，他十分贊同楊王孫的裸葬，且兩人所表達的觀點又大致相同，他認爲厚葬屬於淫邪行爲，“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傾家蕩產以求厚葬實在是“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他認爲“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何熙“在軍臨歿，遺言薄葬”;崔瑗死後囑咐其兒子崔寔不要把他的屍體運回故鄉，就地埋於洛陽，並且“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馬融死時“遺令薄葬”;東漢時期有諸多官僚士大夫均對厚葬持批評態度進而主張薄葬。從這批人的卒年來看，樊宏卒於光武51年，何熙卒於安帝113年，崔瑗卒於順帝144年，馬融、李穆姜和趙諮均卒於桓帝時期，所以這一思想是貫穿東漢時期始終，而又以東漢後期最爲廣盛。可見東漢時期提倡並踐行薄葬觀，且從考古發掘出土的總體金器數量來看，東漢確實較西漢變少，這與東西漢葬俗的變化不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