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又稱土木堡戰役、土木之變，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9月1日)第四次明英宗北伐時，明朝在土木堡被瓦剌擊敗，明英宗被俘虜，明軍傷亡過半，陣亡三分之一，餘者潰散 。它是明朝中央軍隊第一次發生的一場失敗戰役，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正統十四年，瓦剌太師也先侵犯他人領地，明英宗親率大軍出征，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因後勤不續退至土木堡時，明英宗朱祁鎮被也先軍隊俘獲。
歷史背景
明蒙關係
法國曆史學家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明朝偉大的永樂皇帝所貫徹的政策，即爲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輕的發展中的衛拉特勢力，是在他死後才見效的。”
但明宣宗放棄戰略機遇，“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相反宣德時期的脫歡對明宣宗非常恭順，瓦剌使臣可以在甘寧等處久住，習知中國虛實。導致洪熙初年脫歡殺賢義王，宣德五年脫歡密遣麥克零部落迎脫脫不花，同年聯姻忠順王，宣德八年脫脫不花被脫歡立爲大汗，宣德九年脫歡攜帶脫脫不花襲殺阿魯臺，仁宣都沒有及時干預與警惕。脫歡以脫脫不花汗的名義統一安樂王、賢義王及和寧王所部，逐漸侵蝕明朝邊界。脫歡—也先父子都十分重視與明廷官員的朝貢往來，隨着蒙古內部的相對穩定，明蒙朝貢體制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期。
明廷對於蒙古使團始終本着“薄來厚往”的政策。首先，賞賜物品價值要遠遠超出貢品的價值。一般明廷對來朝者按其人數及地位給賞。如賜王或太師一人十五表裏，其妻每口八表裏，一等頭目八表裏，二等六表裏，三等五表裏，四等四表裏，外有加賜。蒙古使團返程時，明廷也會以禮相送，啓程前享用朝廷的賜宴，回程一路差官伴送，沿途備辦飯食，凡所經過，茶飯管待。很多蒙古使團爲了得到更的賞賜，成倍的擴大使團人數。明廷依然按例給賞。明廷對蒙古使團人數不加限制，凡來朝者必有賞賜，這對某些蒙古頭目的貪慾是一種刺激，也爲後來也先使團謊報人數埋下伏筆。
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後，其子也先繼位後，不僅漠南諸部全被征服，且東脅朝鮮，西略哈密，草原大半，盡爲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於明。起初所遣使者不過五十人，後貪朝廷厚賞，歲增至二千餘人，並屢屢索要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遂，即製造事端，明廷所賜財物，不得不歲有所增。明英宗君臣志在重新振興。朱祁鎮在正統三年、正統六年、正統九年、正統十四年所發動的四次大規模北伐。在第四次北伐中明英宗因情報系統失靈戰敗被俘。
兵備廢馳
自明成祖北伐之後，明朝的北部邊防趨於平穩，明宣宗巡邏並縮邊無意北征，而瓦剌忙着統一諸部也已無重大的軍事衝突，對於瓦剌韃靼探馬的侵犯，仁宣也是能忍即忍，宣德初年清平伯吳成等守興和衛，日事田獵，而忽守備。虜伺其出乘虗入城，掠其妻孥以去。到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英宗親征之前，明英宗北伐針對北方的大規模用兵也不過三四次而已。
仁宣長時間的縮邊，帶來的最直觀後果，便是邊境兵備廢弛。王毓銓先生在《明代的屯田》一文中列舉了許多屯田失額的原因，例如達官權貴的佔奪欺隱盜賣、田土的拋荒、水土流失等等，並認爲“造成軍屯土地喪失的事實雖然有好多項，其中最主要的應該就是屯田的欺隱和佔奪”。在分析明代流民時已有所提及。這些兼併的權門，多是在當地軍鎮鎮守的高級武將。而軍屯破壞的另一個原因，則在於屯墾的士兵被其他各種差役所佔，無暇耕種，導致田土拋荒，子粒無收。如宣德八年年末，山東巡按張聰至遼東巡視回後發現，130人的軍額只剩下了老弱5人，缺額率高達96%。領軍軍官卻只能以一句“俱有差遣”支吾了事，實在是令人無奈。而連山海關這樣重要關卡，都只有五六人駐守，便可知道，當時整個遼東私役之風有多麼嚴重了。其二，隨着屯田、軍士的雙雙失額，另一樣急劇下降的就是將領的素質。太祖成祖皆以武功起家，手下名將濟濟，但宣德之後不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將領們便逐漸腐敗疲軟起來。上文已涉及到將領們兼併土地、私役士卒、貪污剋扣等惡行，而在這種貪污腐化的風氣帶動下，軍隊的戰鬥力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在外的將官貪污殘暴，在內的將官玩暍疲軟，整個風氣十分頹唐。
而在永樂年間對於洪武以及靖難勳貴的子弟，朱棣會嚴格加以考覈有沒有世襲的能力，以保持戰鬥力：我皇祖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實寓考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升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永樂六年下令：比試一次不中者、發開平;再試不中者發交趾;三試不中者煙瘴地面俱充軍、別選子弟襲職永樂十年復舊制：再比不中 ，仍令食半俸，優一次比試矣三試不中者，發充軍。所謂演戲上要臉，戰場上要命，至正統時，侯伯勳貴26人，18人乃從英宗親征之人。其中從未上過戰場的爲15人，已超過了一半，死於此役的共14人，其中未上過戰場的爲8人，可見這一支親征的隊伍，軍事素質有多麼薄弱。 分析這兩類人員的組成，上過戰場、威名赫赫的，如英國公張輔，已是多年未碰弓馬的老人。而在外帶兵多年的，如陳懷、王貴、顧興祖之流，卻又是兼併土地、私役軍士、貪婪無行的兵油子，一打起仗來便庸庸碌碌，一竅不通。而未上過戰場的，多半是“勳二代”、“勳三代”，比如襲爵不過幾年的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榮、遂安伯陳壎等人。他們年輕氣盛，仗着祖蔭掌管五府事務，頂着侯、伯、都督的光環，其實毫無軍事素質可言。
他們在《實錄》中留下的痕跡，不是“偷惰不奉詔習騎射”，就是“不朝”。早在正統四年，御史陳智便抨擊這些人“逢迎賭博之相師，醉醲飽鮮之是尚，忽軍旅之事而不修，玩祖父之功而不恤。萬一有警，豈能運籌策奮，威武爲朝廷建功立業乎”可謂一語中的。爬索實錄中北方各鎮鎮守的表現，軍事素質低下、能力平庸、生活腐化、擅閹幼童、軍紀渙散、謊報大捷、殺良冒功、士氣頹靡、擅自割地等等。其中可以充分展現出明軍的特徵：主帥號令不一、心胸狹窄、應變無能，軍風怯懦頹怠、軍紀渙散，私心自用。開國不過五六十年，軍隊已渙散到這種程度，可見衰敗之速。楊洪上司是以貪婪懦弱出名的都督僉事李謙。此人素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人準則，每當楊洪準備派人出塞作戰時，李謙就在旁邊冷笑着說：“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以奮六世餘烈及明清帝國比較衡量，明太祖北征、清太祖北征;建文新政、清太宗北伐;明成祖北伐、清世祖北伐;朱高熾戲事、清聖祖北伐;明宣宗朱瞻基相當處於清世宗平定和碩特部之戰的階段，但朱高熾及“好聖孫”並沒有較爲出彩的表現。而後的明英宗北伐相當於清朝康熙、雍正放棄北疆後，乾隆直接發動平定準噶爾部之戰。
高層內應
也先通過在明朝居住的瓦剌使臣及明庭內部高中低層內奸，大明邊防虛實動靜皆已知曉，進攻時間節點選的非常合適。其中就有達官賽因不花、四朝元老御監郭敬的家人把伯、義州衛軍士王文、李讓、施帶兒、喜寧、王喜、小田兒、加失領真、大同指揮李讓幼女爲也先弟大同王兒婦，也先許以知院，又密受也先賞馬四匹，被虜婦女二口。將各城指揮姓名盡報與也先。跛兒幹，本歸降蒙古人，任御馬監少監。明庭給事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爲虜使來有所需索，明朝命執而誅之。正統十四年 十月 二日御馬監少監跛兒幹伏誅。
根據《歷代符牌圖錄》記載，南西伯利亞出土的腰牌屬於明朝的御馬監。御馬監是統領禁軍的，是屬於武職，由於御馬監十分重要，其腰牌也十分重要，無腰牌者一律重罪，擅自把腰牌借給別人者借者和借予者同罪，所以明朝內部出現了內奸。
《明英宗實錄》：“跛兒幹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
《北使錄》記載:“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這兩條記載明確表示了當時明軍的確有大軍叛亂，前者更是點名跛兒幹發動了叛亂。跛兒幹可是御馬監的人，這也是爲什麼瓦剌每次都能洞悉明軍的去向，且爲什麼大軍一觸即潰的原因。錦衣衛聶忠也奏言，正統“十四年太上皇帝親征胡寇，回至土木，起營之時，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馬來迎，疑是勇士。哨馬不爲設備，遂至敗軍陷駕。”也先又重金賄賂明英宗的翻譯官員馬雲、馬青，探聽明廷的虛實，提出與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因爲也先欲與黃金家族比高，所以想爲兒子求娶明朝公主誇耀蒙古羣雄之中，明朝達官千戶馬雲(這人在明史研究中極重要，曾任明英宗下西洋和番指揮、撒馬兒罕公使)、馬青、吳良等私下許諾，並說還要送也先美女。但因明朝重開大宋天的意識形態的關係，明朝翻譯官馬雲、馬青事後未敢將此事奏報明廷。後也先貢使至稱：“此聘禮也(供馬爲迎娶明朝公主聘禮)，”明廷答覆：“詔無許姻意(沒有許婚這回事)”。也先以爲通婚成功，方纔遣使貢馬作爲聘禮，結果大失顏面。事後也先以明朝刁難貢使並撕毀婚約及隨意克減歲賜爲由，集結軍隊出兵大舉進攻明朝邊境，對內則稱要明朝予他大都。對於使臣們這種首鼠兩端之行,于謙的結論最爲有力。他說:……差去使臣,止知貪利以肥家,不思屈節而辱國,於敵情之虛實,略不以聞,禮義之大節,全不暇顧。及回還覆命,又復架捏虛詞,誇大張皇,肆爲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陰結虜人,妄報根腳,而希求升賞,以致外番放肆,有輕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今 日之禍 。
明軍走私
仁宣朝的治邊策略既班固所批評的治邊觀念。“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徵供。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乾隆認爲此言“興臭然”羈縻之道，清朝強調恩威並施，撫剿並重，宣德五年前，蒙古各部陸續南下緊貼明堡居住，邊將奏報力主嚴剿，遠離邊地的明宣宗認爲本無漠北問題，純屬有心者煽動與邊臣挑釁。“爾但宜慎邊備，固城池，彼不犯邊，毋擅以兵逼之，果來降，亦察其實，俾之入境，或近邊居止，或打圍，或往北行，聽其所之 ”宣德八年，海西女真不斷受到兀良哈等蒙軍的侵擾故向遼東都司求救，明宣宗亦以“彼來擾(遼東)則御之，不擾亦勿侮之”。宣宗的決策給明蒙雙方造成很大影響，彼時明軍軍力尚處於強盛時期，蒙古自思不能力敵既以使臣名義遣間諜長居明邊，招攬明將，避免直接與明軍發生衝突，專重蠶食東勝，開平，大寧舊地，以脫脫不花的名義安穩蒙古各部，鎮撫關西七衛、女真衛所;而明軍麾下女真衛所、蒙古降人、漢人將領發現既然無法同洪武永樂時代那樣依靠對抗蒙軍升官，保境，只能選擇與蒙軍合作發財，以求靜邊。因正統朝明軍開始勤於邊務才得以發現仁宣朝各處邊防漏洞，正統十年十一月庚寅，明英宗朱祁鎮接到報告說來朝貢的瓦剌使臣隨行物品中攜帶了大量盔甲兵器弓箭銃炮，經過調查發現是大同、宣府等地走私商出售。鑑於此時明朝還在嚴格管控火器製造技術於兩京，能合法製造火器的邊地衛所少之又少，顯然走私商跟明軍脫不了關係。於是朱祁鎮給當時大同總兵武進伯朱冕和宣府總兵等將官下了一道敕令，讓他們今後嚴厲打擊走私行爲，若再有發生嚴懲不貸。正統十年十一月庚寅,明英宗朱祁鎮敕大同、宣府總兵等官,武進伯朱冕等曰：“瓦剌使臣多帶兵甲、弓矢、銅銃諸物，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貪利之徒(明朝對火器有極嚴格的產地要求及管理規定，明英宗所指貪利之徒是誰不言自明，既郭敬等人)私與交易者。爾等受朕委任，防閒弛慢，自今其嚴加禁約，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
重譯情報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駕崩，皇太子朱祁鎮即位，即明英宗。隨着“一夫跳梁”“文宗罪人”的三楊去世，三楊歌功頌德，粉飾現實的弊端開始突顯，“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經過明宣宗巡邏的罷邊主和的政策施行，導致了明軍異域情報功能的失靈。明軍從此沒有了洪武永樂兩朝捕獲精準的有源頭的異域情報數據的能力，在只有垃圾信息的情況中卻要強行分析時勢，結果只能是雙方接戰時戰敗。當時明英宗集團按照收到的情報分析推演，理論上明朝軍隊前方的預定水源地作爲長城以內的地區是不應該存在敵人的騎兵，整個部隊是一個倒梯形陣形，目的是防備後面也先率領的瓦剌軍追上來攻擊背後，明英宗集團誰能想到，錦衣衛和哨探竟然都沒有捕捉到前面(也就是歸途的大門口上)居然有阿剌知院3萬(一說兩萬)瓦剌軍已經按口袋陣蹲守伏擊至少半個月。搞明白瓦剌軍不是背後一支，而是前後兩隻，土木堡之變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長期史書上都不提伏擊的那阿剌知院2，3萬瓦剌伏馬。
明廷南略
當時明廷的主要視線在南方麓川、民變及再下南洋，期間騷動南方諸省每省不下數十萬人。朱祁鎮在正統三年(亦集乃之戰)、正統六年(豐州之戰)、正統九年(以克列蘇之戰)所發動的三次大規模北伐的主將，除了楊、石等人外大多投入南征隊伍之中。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冬天，也先攻打兀良哈，派遣使臣抵達明朝邊鎮大同乞糧，並且請求會見守備太監郭敬。朱祁鎮敕令郭敬不要接見也先，也不要給他糧食。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也先再次致書明朝宣府守將楊洪。楊洪奏報朝廷之後，朱祁鎮要他禮遇瓦剌使臣。面對瓦剌的蠢蠢欲動，明朝北方的禍亂已近在眼前，但是英宗君臣視而不見。正統十三年(1448年)三月，思機發再次掠奪孟養，明朝屢次諭令仍不從。英宗覆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軏、田禮爲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爲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伐麓川。 明朝征伐麓川，明朝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連年征戰，戰爭因將領腐化、統軍失律造成了明軍重大的人員傷亡，明英宗欲給麓川致命一擊時，又起民變，徵麓川大軍只得調離麓川轉去內地平亂，麓川仍未徹底平息叛亂，最終以盟約形式結束;郭琰的下番海船造完後沿海亦出現大規模民變，後因張昭反對再下西洋逐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