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發帶領周與各諸侯聯軍起兵討伐商王帝辛(紂)，最終商周易代，這一歷史事件被稱之爲“武王伐紂”。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商朝晚期，紂王暴戾殘酷，昏庸無道，民不聊生，商國逐漸沒落。而周國文王、武王勵精圖治，不僅仁政愛民，而且廣納賢士，因此周國迅速崛起，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
周國的壯大引起商國的不滿，兩國矛盾激化，武王舉“弔民伐罪”之兵討伐紂王。在姜子牙等人的協助下，經過孟津會兵和牧野之戰，武王終於大敗商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從此，商朝覆滅，周朝興起。下面本文將從武王伐紂的歷史史實、經過、人物三方面具體講述。
一、歷史史實
武王伐紂故事是據史而敷演出來的，史實爲整個故事提供基本的故事情節框架，後來的小說、戲劇都是據此加以敷演擴充，所以歸其根本歷史史實才是武王伐紂故事發展的源頭。筆者在蒐集整理了衆多關於武王伐紂故事的史料後，選定《尚書》、《逸周書》和《史記》作爲主要的研究資料，從而分析武王伐紂的歷史真相。
戰爭的爆發往往與交戰雙方的關係有着密切聯繫，因此武王伐紂事件發生的背景主要集中在商周之間的關係上。商周之間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商中晚期，當時兩國的關係比較親密，殷商的太任嫁給季歷，文王又娶帝乙之妹太姒，兩國之間保持着友好的姻親關係。
直到“武乙震死”事件的發生，文丁因此殺死季歷，商周之間的關係破裂，由姻親關係轉化爲世仇關係。但這個“震死”事件發生得很蹊蹺，據《史記》記載“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被衆人前擁後簇的帝王好好的就被雷擊死了，或是對神有所怠慢而被“震死”，《史記》給出這樣的解釋有欠說服力。
據筆者分析，這裏的“震死”極有可能是個隱晦的說法。黃河渭河地區本就是周的領地，武乙突然到周的領地去打獵，明顯帶有很強的軍事示威意圖，所以武乙極有可能在河渭地區與周人發生衝突而戰死。武乙的死直接導致商周之間的關係由姻親關係惡化爲世仇關係，一場戰爭正在悄然醞釀着。
到文王治國理政時期，商紂王賜文王以“弓矢斧鉞，使得征伐”，商周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但隨着周國的勢力不斷地發展壯大，兩國之間的關係又日趨緊張，甚至矛盾凸顯，不容調和。文王一方面不斷征伐周邊的附屬方國，一方面向商表忠心和拉攏人心。《尚書》寫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
然而文王對黎國的征伐只不過是對衆多屬國征伐中的一例而已，周國不斷地征伐其他附屬方國。文王先後征伐了犬戎、密須、耆國、邘和崇侯虎，並將豐邑作爲國都。這樣的征伐順序有其一定的軍事戰略意圖，“因爲犬戎密須皆近患，故先伐之。耆在上黨，邗在野王，則所以圖崇，蓋紂最大黨者，故最後伐之。用兵先後，次序井然。”同時征伐的地域漸漸地靠近商的統治中心地區。周國勢力的壯大引起了商朝的不滿和警惕，儘管文王向紂王大表忠心，但這樣的做法顯然沒有打消紂王對文王的猜忌。
於是紂王採用宗旨，將文王拘禁起來。後來文王被放歸後，避其鋒芒，一面繼續“效忠”商國，一面韜光養晦“陰行善”，收攏人心，於是衆多諸侯紛紛投向文王，雙方的力量對比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周國的勢力由“三州之侯鹹率”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再到“九州之侯格於周”，周國的勢力達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直接威脅到商國的統治大權。至此，商周之間的矛盾急速加劇，戰爭一觸即發。
周國不斷髮展壯大的主要原因是周人“翦商”之志的強大支持。周國雖然被商國征服而成爲其附屬方國，臣服於商，但這完全是“小邦周”對“大邦商”的無奈。事實上週人一直在蓄積實力，爲“翦商”之志做積極準備。從古公亶父韜光養晦的避讓戰略到文王武王發展自我、擴張勢力，都是周人在不同階段實施的“翦商”之志的不同方式。
二、武王伐紂的經過
武王繼承文王遺志，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可以說是時刻準備圖上。商周二國的矛盾在商晚期愈演愈烈，伐紂之戰由此引發。武王伐紂的經過主要包括孟津會諸侯“觀政於商”和牧野之決戰兩個階段。
據《尚書》記載，孟津會諸侯的目的是“觀政於商”。這個“觀政”有很深刻的含義，其表面含義是想通過“觀政”對商紂王施加壓力，希望紂王能夠改過自新，仁政愛民，而實際上則是想在“觀政於商”冠冕堂皇的名義下進行“一種大規模的偵察和試探而已”，偵察商的兵力，並試探商對周的態度，爲之後的伐商提供經驗。
《史記》對孟津會諸侯也有詳細的描述，不僅交代了渡孟津的時間，而且還講述了周國戰車上“以文王爲木”和武王渡孟津遇白魚上龍舟、天火降王屋等趣事，記載要比《尚書》豐富多彩。八百諸侯不期而遇，決定要討伐商紂王，但武王認爲時機還未成熟，於是武王伐紂的前奏孟津會諸侯就只能不了了之，班師回西岐。
武王從孟津退兵後的兩年，殷商統治更加腐朽不堪，出兵剿滅商的時機終於成熟，周國終於迎來了最後的大決戰——牧野之戰，對此《尚書》、《逸周書》和《史記》則詳細地講述了牧野之戰的具體情況。先是武王帶着車和人馬來到商的郊外牧野，等待着大戰的來臨，並且作《牧誓》誓詞鼓舞廣大將士。直到“甲子昧爽”商紂王帶領着浩浩蕩蕩的軍隊出現，轟轟烈烈的牧野之戰正式開戰。
由於紂王的無道殘忍，商朝的將士無心戀戰，紛紛陣前倒戈，兩軍相互殘殺，一時間“血流漂杵”，這場宏大壯觀的戰爭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結束了，商大敗於周。之後，武王進入商王宮室裏，行戰爭之禮儀後，斬紂王和“二女”的首級，並將其首級懸掛在太白、小白旗上，以此來宣告戰爭的勝利。武王在經歷了孟津會諸侯“觀政於商”和牧野之決戰兩個階段後，取得了戰爭的最終勝利，周人的“翦商”之志最終得以實現。
三、武王伐紂的人物
綜合《尚書》、《逸周書》和《史記》等史料，參與武王伐紂事件的主要人物有商紂王、周文王武王和姜尚，他們在武王伐紂事件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紂王，一直以來都是作爲一個暴君形象出現的，然而歷史上的紂王是一個功過參半的人物。歷史上的紂王確實是有其暴戾、昏庸的一面，不論是從武王口中歷數種種罪行：“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斫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還是商國臣子微子評價自己的國君“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紂王的暴戾無道是無可非議的。
但“紂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紂王的罪行遠沒有古代典籍中記載的那麼多。顧頡剛先生就曾對紂王的諸多罪行進行了考證，他指出紂王的罪行起初只有八九條，並且這些罪行也沒有現在流傳的那麼十惡不赦;到了戰國，他的罪名突然新增了二十七條;到了西漢，又添加二十二條罪行，紂王的罪行隨着年代的久遠累積得更多。
事實上，歷史上的紂王除去其暴虐無道的一面，還有其卓越非凡的一面：長相高大俊美，爲一代英傑;智力上也有過人之處，即“資辨捷疾，聞見甚敏”，甚至能利用他出色的口才應付滿朝文武的勸諫和掩飾自己的過失;同時又天賦秉異，力氣極大，能敵百人。可見紂王有着出衆的身體條件和智力條件，不是一味的壞到底。
文王武王作爲武王伐紂事件的發動者，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至仁至德。文王“篤仁，敬老，慈少”，顯然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謙謙君子形象;而且禮遇賢士，有時甚至都顧不上吃飯，其對賢士的渴望之心邵然可見。而武王的仁義之舉也毫不遜色，在攻佔朝歌之後，武王施仁佈德，“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受到百姓的大加讚賞，人們都被武王的賢能善舉所折服，歡悅的歸附。
同時武王也是一個嚴明的軍事家。武王治軍有方，軍紀嚴明，要求士兵們“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勖哉夫子!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時刻謹記整頓軍隊。交戰中如果有不奮勇殺敵的將士就要“其於爾躬有戮”，軍紀的嚴明由此可見一斑。在伐紂過程，武王顯示出了卓越的用兵才能。
牧野之戰開戰後，武王有策略有步驟地與商軍交戰：先發《牧誓》演講，調動士兵的士氣;當士兵們士氣高漲時命“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商軍一時四分五裂，無心戀戰，皆向周軍倒戈。
武王有至仁至德的一面，也有其剛烈勇武的一面。牧野之戰取得勝利之後，武王進入紂王的王宮中，即使面對死去的紂王，武王也不放過對紂王的屍體進行鞭撻侮辱，以泄胸中的國仇家恨，這裏的武王已經不再是那個文質彬彬的謙謙君子，而是個眥睚必報的勇士。
歷史上的姜尚並沒有傳說中那麼大的神通，而是個博聞多識、運籌帷幄、智勇雙全的謀士。當初文王在渭河遇到姜尚，被文王賞識提拔爲周國丞相，文王從羑里歸來，聽姜尚之計暗地裏偷偷地發展壯大周國。太公姜尚遇事有其真知灼見。在武王即將起兵伐紂之時，由於占卜不吉利，加上暴風驟雨的來臨，衆大臣的伐紂之心發生動搖，而只有太公姜尚力排衆議，堅持要出戰，堅定了武王伐紂的決心，伐紂之戰才得以取得勝利。
不論是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武王的成功伐紂，都是“太公之謀計居多”，爲伐紂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太公姜尚有謀，而且有勇，是位英武的將帥。當牧野之戰拉開序幕後，姜尚一馬當先，率領一小支精銳部隊打頭陣，毫不畏懼迎面而來的七十萬商軍，其英勇孔武、意氣風發完全不同之前的老謀深算，甚至到唐朝時得到官方的認可，被冠之“武成王”的稱號，成爲了“戰神”。
四、總結
武王伐紂故事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古代故事，經過歷史長河的洗滌和若干代人的修改和創造逐漸變得完整成熟。但在歷史流傳過程中會繼承前代的相關故事，繼而添加新的內容。上述文章是基於史書等文獻來講述武王伐紂以及商紂王、周文王武王和姜尚的形象，希望還原歷史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