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是反對犯上作亂的，比如張三殺了君主，孔子就在他的編年史上寫爲“張三弒其君”。但如果張三殺的是一個昏君，孔子就隱去了張三的名字，寫爲“國人弒其君”。這就叫做春秋筆法。殺人的主體成了“國人”，是國人皆曰可殺的意思，張三是代表國人拿刀的。“弒”是貶意詞，孔子認爲殺君主這種行爲是不對的。這就好比羅國齊氏被處決後，美國總統表示遺憾一樣。
對於武王伐紂，因爲屬於犯上，孔子沒有表態。《論語》中有讚揚周武王的句子，說明孔子對武王伐紂是肯定的。《論語》中不提伐紂之事。只有這幾句：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這段話首先拋掉了大前提。“三分天下有其二”，怎麼有了的?周原來的地盤只有陝西栒邑一帶很小的地方。經過古公覃父等三代人的經營，逐漸擴大了地盤。西北一帶是從少數民族手中奪取的，可以說是自己爭來的。但是江漢流域一帶，卻是通過恩威並用的手段使其“貳於己”的，也就是說，是用“不臣”的手段取得的。這怎麼叫“猶服事殷”呢?孔子認爲，周本來具備了滅商的實力，沒有提前動手，這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假設一個部門經理，奪走了公司三分之二的資產，只是沒有奪取董事長的位置，能說他的道德高尚嗎?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我們完全有理由稱曹操是道德最高尚的人。王莽和趙匡胤在篡位之前，同樣也可以說是高尚的人。
實際上，周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與春秋時列國沒有滅周道理是一樣的。周室衰微，列國還打着“尊王”這個招牌，是因爲他們的土地是周天子分封的。如果不用這面破旗，他們祖宗的基業就失去了理論根據。該動手時沒有動手，只是時機沒有成熟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道德不道德。孔子是殷商的後裔，肯定周伐商就是忘了自己的祖先。
孟子的態度是旗幟鮮明的。他說武王伐紂不是以臣弒君，而是有道伐無道，殺了個“一夫”。所以後代人把周武王伐紂與商湯伐桀並稱爲湯武革命。
孟子的論述同樣是有邏輯問題的。如果有道伐無道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麼明末清兵入關就是正義之師了。因爲當時的明朝政府，連漢族人自己也說不好嘛。
其次是有道和無道由誰來界定即誰來做裁判的問題。如果只由勝利者來裁定，那顯然是不公平的。比如武王伐紂，不能只聽周武王的，因爲他也是當事人。統治者的思想有強大的威懾力，周朝順民們寫的歷史只好跟着說，就連孔子也只能說“吾從周”，所以後代人的歷史未必可靠。正如伊拉克戰爭，不能只聽姓喬的說。日本人蔘拜靖國神社，也不能證明東條英機是個好人。我們現在要知道武王伐紂的真實情況，還應該聽一聽反方的聲音。比如武王伐紂時，伯夷叔齊曾扣馬而諫，他們的著作倒值得一看，可惜沒有。還有伐紂勝利後，殷民曾經造反，如果發現了造反殷民的日記，那就很有參考價值。
再就是有道和無道很難有固定的標準，所以孟子的論點同樣沒有大前提，只能陷入循環論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就是論據。勝利者之所以成功，是因爲力量強大，力量強大者多助，包括內助。多助者有道，失敗者無道。其實和“成則爲王敗則寇”是一個意思。假如武王伐紂時有另一股勢力把武王打敗，周武王就是無道的。罪名是很現成的——以下犯上，以臣弒君。
孟子的邏輯前提實踐證明是不成立的，因爲統一六國的秦始皇，並不是一個行王道仁政的君主，而秦國是一個主張殺伐殘暴的國家。
成王敗寇是幾千年來的習慣思維。有錢人就是有本事的人，他的財產就是證明，被槍斃的一定是壞人。喜歡打落水狗，牆倒衆人推，是漢文化的優秀傳統。嘲笑失敗者，給死人臉上抹黑更是國人的慣技。
周幽王死在驪山下，於是就有了千金買笑，“數舉”烽火戲諸侯的荒誕故事;秦二世而亡，秦朝在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好人(魯迅語)，秦始皇就不是他爸爸的兒子，他的母親成了一個大破鞋;晉滅蜀，劉禪投降了，於是就有了樂不思蜀的故事，阿斗成了千古懦夫的代稱;隋滅陳，於是就有了陳叔寶君臣天塹無憂的故事，陳後主和周麗華成了後人取笑的對象;宋滅南唐，於是就有了後主鐵練鎖江的故事。
紂王果真是無道的嗎?連孔子也說紂王並沒有人們所說的那麼壞。
武王在牧野宣佈的紂的幾條罪狀是：聽信婦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親族，招誘四方奴隸。前三條可說是多管閒事，紂王聽女人的話，不祭祖宗，不信任親族，幹你武王屁事?從現代人的理念看，第一條是婦女同男人一樣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第二條是破除迷信，厚今薄古，第三條是不任人唯親，紂王的這三條罪狀恰恰證明紂王的政治理念要比周武王更有先進性。最後一條越發令人費解，很多的逃亡奴隸到了紂王那裏，不正說明了紂王對奴隸的待遇要仁慈寬厚一些嗎?
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中說，這第四條罪狀是紂失敗的主要原因。紂招誘四方的奴隸和罪人，才引起各國上層奴隸主的不滿，加劇了紂與諸侯國的矛盾，給了周以可乘之機。但紂是怎樣“招誘”奴隸的，奴隸們爲什麼要逃到紂王那裏去，這些問題都沒有翔實的資料。現代歷史家如果也站在商末奴隸主的角度以此來譴責紂王，觀點未免太陳舊了。
我們看《中國通史》是怎樣寫的：
他(周文王)又針對着殷紂招誘奴隸爲其它小國所怨恨的形勢，提出一條“有亡(奴隸逃亡)荒(大)閱(搜索)”(《左傳·昭公七年》)的法律，就是說，誰的奴隸歸誰所有，不許藏匿。據春秋時楚國申無宇說，這是周文王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實很明顯，這條法律的制訂，並不意味着周文王維護舊存的奴隸制度，只不過是用來爭取與國，孤立商王紂的一個手段。而且必須承認，在封建社會裏，仍有很多奴隸存在的事實。
意思很明白，周文王提出這個法律，並不是爲了維護奴隸制度的秩序，而只是利用紂同諸侯之間的矛盾，分化瓦解紂王勢力的策略而已。再往下看：
公元前1066年，武王發載文王木主去伐紂。……這一年，周國正遭遇饑荒，農夫 們願意出去作戰，籍以取得食糧。……周兵入紂都大有俘獲，據說，光是寶玉佩玉就多至十幾萬塊，其它財物可以想見。西周文化得以迅速發展，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看了這段描述，總令人覺得周國是遭了災荒，武王爲了轉移矛盾，率領一大羣饑民到商紂那裏搶劫擄掠，然後取而代之。紂王因爲成天沉湎於酒色，當然抵擋不住。但周武王也不是什麼仁義之師。武王伐紂不過是改朝換代，說成有道伐無道的“革命”行爲，就有點過譽了。
紂還有一條罪狀就是周公《酒誥篇》中說的酗酒。說紂王通宵達旦地喝酒，連上天也震怒了。但細考究起來，喝酒不過是個人嗜好，同現在的吸菸一樣，雖然有害健康，但絕不會構成死罪。劉伶，陶潛，李白，都是有名的酒鬼，古今論家無人說三道四。齊桓公漢高祖也是酒色之徒，爲什麼單單以此來譴責紂王呢?
再一件就是殺比干了。比干是紂王的叔父，也是個王子。對紂王的殺比干，不外以下情況：一是宮廷鬥爭，如同李世民射殺建成元吉一樣，無所謂對與錯的;二是屬於路線鬥爭，如果紂王是正確路線，比干是錯誤路線，那紂王就是大義滅親，王子犯法與民同例，紂王無錯。如果比干是正確的，那錯就在紂王。但當領導的殺錯個把人，也不算什麼大事，哪個君主哪個時代沒有冤案?即使是殺錯了，比起後代的大戮功臣，寧可錯殺三千來，也算不了什麼。可惜關於誰對誰錯，好像歷史沒有留下太多的資料，我們後代人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周文王有着明顯的野心，紂王也只是把他當政治犯看待，囚於羑里，而沒有殺他，最後放虎歸山。說明紂絕不是一個濫殺無辜的人。
小時候聽說鼓書的說封神演義，第一句就是“紂王無道寵妲己”。心中老是疑惑：一個人愛自己的老婆，怎麼成了過錯呢?長大了才知道，原來紂王的錯誤主要是對周的戰爭中輸了。唐朝安史之亂，馬嵬坡發生兵變，唐玄宗不是自裁以謝天下，而是讓兵士把楊玉環縊死。後來有個叫白居易的詩人，寫了一篇《長恨歌》，歌頌皇帝與貴妃忠貞不渝不愛情。所謂忠貞，就是把對方當做替罪羊。紂王卻不是這樣，他自焚而死，決不苟活。如果商平定了周武王的叛亂，商的統緒再延續若干年，一定也會有一個文學家撰文，讚揚紂王與妲己的愛情，那簡直就是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如果那樣，歷史家們就該這樣寫了：修鹿臺是爲了給首都建一個標誌性建築，如果保存到現在，一定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酒池肉林，殷紂時生產發展，產品豐富，我們祖國商代就開始搞菜籃子工程了。
我們說紂王是個暴君，大多源於周朝的記載和《史記》。但太史公也是聽人說的，那些記載可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