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應元年(762年)，唐肅宗病逝，李豫被宦官擁立稱帝，是爲唐代宗。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關於寶應元年政變的過程，各種傳世史料記載基本一致。兩《唐書》與《資治通鑑》所記載的過程大致爲：寶應元年四月，張皇后假傳肅宗之命召太子李豫(即後來的唐代宗)入宮，意圖謀害;李輔國、程元振知情後，率兵至凌霄門迎候，將張皇后的陰謀告知了代宗，並將代宗強行轉移至飛龍廄保護了起來，之後率軍誅殺了張皇后等人。
兩《唐書》與《資治通鑑》都明確記載，代宗在入宮前對政變毫不知情，而且也沒有參與之後誅殺張皇后的政變。唐代宗是否真如史書所描述的那麼單純、無辜，甚至在程元振告知其張皇后的陰謀後還說出“必無是事，主上(指唐肅宗)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的話語?史書的記載實際上不乏疑點，但一直無法得到澄清。
但幸運的是，20世紀以來新出土的墓誌提供了許多新的線索，爲我們揭開歷史真相創造了條件。本文嘗試利用新出土的墓誌，結合傳世史料的相關記載，探討唐代宗在寶應元年政變中所發揮的作用。
一、從墓誌入手
新出土的《陳守禮墓誌》對於揭開寶應元年政變的真相至關重要。前輩學者對於《陳守禮墓誌》的研究已經十分深入與細緻，但遺憾的是，通過《陳守禮墓誌》對寶應元年政變的過程進行討論的研究較少。
《陳守禮墓誌》記載：“洎代宗董戎，命我先君(即陳守禮)親入衙幕，寔近臣也。夙夜未懈，詔加左衛鳳翔郡岐山府折衝都尉，賜紫金魚袋，賞勞也。及元帥(即代宗)之復兩京也，轉游擊將軍，守左威衛翊府中郎將。旋拜右清道率府率，又遷左驍衛將軍。代宗之即正也，凌霄門冊立，制以寶應功臣爲名，遂授左金吾衛大將軍”。
由此可見，至德元載代宗任天下兵馬元帥時，陳守禮就成爲代宗的侍衛，之後陳守禮隨代宗東征西討，不斷獲得升遷。陳守禮被稱作代宗的“藩邸舊臣”，始終受到代宗的寵信，毫無疑問是代宗的親信。那麼其參與寶應元年的政變時是由代宗率領還是由李輔國、程元振所統領?墓誌記載陳守禮“年廿三爲代宗中涓吏，年廿五爲左巡賊盜捉搦使，年廿七爲右龍武軍將軍知軍事”。
墓誌又載陳守禮扈從代宗幸陝州時，“行在拜右龍武軍將軍知軍事”，此事發生在廣德元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間。因此寶應元年政變發生時，陳守禮爲“代宗中涓吏”或“左巡賊盜捉搦使”。若陳守禮當時爲“代宗中涓吏”，其所統領的當是代宗的親兵。若其當時爲“左巡賊盜捉搦使”，所統領的爲南衙兵，並不歸李輔國管制與統轄。陳守禮既非李輔國或程元振的部將，也非兩人黨羽，陳守禮參與政變時不可能是由李輔國、程元振所統領。
陳守禮爲代宗親信，其率兵參與政變只可能是受到代宗的調動與指使。代宗率領陳守禮等人前往凌霄門，說明代宗不但對張皇后的陰謀早已事先知情，而且也並非孤身一人入宮。《陳守禮墓誌》的記載前後矛盾，寶應元年政變發生時陳守禮的官職到底是“代宗中涓吏”還是“左巡賊盜捉搦使”難以確指，筆者認爲“左巡賊盜捉搦使”的可能性更大。陳守禮“爲左巡賊盜捉搦使”在“爲右龍武軍將軍知軍事”之前兩年。
陳守禮“爲右龍武軍將軍知軍事”在廣德元年末，因此陳守禮“爲左巡賊盜捉搦使”約在上元二年末至寶應元年初。所以寶應元年政變發生時，陳守禮可能任左巡賊盜捉搦使。值得一提的是，代宗即位後，陳守禮升任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守禮是否是此時纔出任左巡賊盜捉搦使?唐代的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將軍擔任，左右巡使由御史擔任。左金吾衛大將軍不會擔任左巡使。
二、社會背景
陳守禮擔任左巡使應當不是在升任左金吾衛大將軍之時。肅宗時長安盜賊橫行，陳守禮以武將身份擔任左巡使似乎是當時的臨時措施。李輔國曾因長安盜賊橫行而請求令其麾下的羽林軍負責巡街，被肅宗拒絕。肅宗不久後提拔代宗的親信陳守禮擔任左巡使，應當也是爲了制衡李輔國。除陳守禮外，扈從代宗入宮參與政變的還有禁軍大將李光進。據顏真卿所撰《李光弼神道碑》記載，李光弼之弟李光進曾“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
這裏的“凌霄”指凌霄門;“聖”指皇帝，即代宗。寶應元年四月政變發生時，代宗由凌霄門進入大明宮。代宗的即位赦書也明確稱：“諸色文武官應在凌霄門內謁見者，並飛龍射生等，並宜以寶應功臣爲名”。李光進“有戴天之功”即是指其擁立代宗即位稱帝的功勞。李光進同樣參與了寶應元年的政變，其是否爲李輔國的部下，參與政變時是否是由李輔國所統領呢?
《舊唐書·李光弼傳》記載李光弼之弟李光進“與李輔國同掌禁兵，委以心膂”。《新唐書·李光進傳》記載李光進“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舊唐書·宦官傳》記載李輔國“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若李光進爲李輔國麾下的部將，不應當稱“與李輔國同掌禁兵”。這說明李光進並非李輔國的屬下，其所統領的禁軍也不歸李輔國指揮。但史書中又記載李輔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
有關李光進的記載是否有誤呢?實際上兩種記載描述的是不同時期的情況。李光進“至德中，授代州刺史”。接任李光進爲代州刺史者當爲辛雲京。鄴城之戰時，“史思明屯相州，(辛)雲京以銳兵四千襲滏陽，追破其衆，至浪井。錄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
可見辛雲京在乾元二年三月鄴城之戰後才接任代州刺史。鄴城之戰後不久，李光弼由河東節度使升任朔方節度使、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州刺史爲河東節度使所管轄，李光弼離任河東當是肅宗徵調李光進入朝的契機。因此李輔國“專掌禁兵”實際只是特指至德二載九月至乾元二年七月這一時期，並非終肅宗一朝皆是如此。
晚唐詩人陸龜蒙《江湖散人歌》記載：“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陸龜蒙這裏所說的“禁軍”是指神策軍，神策軍代宗時期才成爲禁軍，陸龜蒙所說有誤。但是肅宗時期的禁軍並非完全由李輔國掌控當是史實。肅宗新設一批不歸李輔國統轄的禁軍，顯然是爲了制衡李輔國。“抑遏輔國爭雄雌”，“抑遏”當是指壓抑與遏制。既然“與李輔國同掌禁兵”的是李光進，則統率新設立的禁軍並且“抑遏輔國爭雄雌”的當是李光進。李光進統領的是哪支或哪些禁軍史無明文，只能略作推測。陸龜蒙記載：“禁軍近自肅宗置”，肅宗時期確實新設了多支雜號禁軍，例如左右威遠、英武、威武、長興、寧國、驍騎等。威遠軍雖然在肅宗前就已設立，但經過戰亂後必定已經離散殆盡。
三、調兵遣將
乾元二年四月肅宗下詔：“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須一切經臺、府。”可見此時已無威遠軍，肅宗時期的威遠軍當爲重新設立的禁軍。黃樓考證設立這些雜號禁軍主要是爲了填補南衙衛軍消亡後的空缺，這些雜號禁軍並不駐守在皇宮或禁苑中，而是駐紮在長安城中，例如威遠軍就駐紮在長安城南部，與大明宮相去較遠。乾元二年三月，“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由於宰相李揆的勸諫而作罷。
李揆雖然阻止了李輔國權力的擴張，但並未解決京師治安混亂的問題。駐紮在長安城中的威遠軍等禁軍，當是此後不久設立的，用來維護京師治安。而李光進也是在乾元二年三月後不久被徵入朝中，掌領禁兵。李光進所統帥的很可能威遠或長興、寧國等禁軍。
除威遠軍與英武軍外，威武、長興、寧國、驍騎等禁軍在魚朝恩領神策軍入屯長安之後即銷聲匿跡，而神策軍的規模卻急速擴張。大曆初年，禮部郎中相里造曾抨擊魚朝恩：“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軍容爲之”。因此，威武、長興、寧國、驍騎等禁軍很可能被魚朝恩合併入神策軍。
長興、寧國、驍騎等禁軍在晚唐人看來，也可以被視爲神策軍的前身，因此陸龜蒙稱“禁軍(指神策軍)近自肅宗置”。肅宗利用李光進制衡李輔國，說明李光進不可能是李輔國的黨羽。李光進作爲與李輔國並列的禁軍高級統帥，既非李輔國的部將，也不是李輔國的黨羽，他參與政變顯然不是出於李輔國的指使。李光進參與政變既然不是出於李輔國的指使，那麼最有可能是受代宗調動或指使。肅宗本人已經病危，其所有發佈命令的渠道已被張皇后壟斷，因此張皇后可以假借肅宗之命召代宗入宮。
四、皇后密謀
張皇后意圖謀害代宗，其顯然不可能調動禁軍護衛代宗。史載：“(皇后張氏)因皇太子(指代宗)監國，謀誅(李)輔國”。這說明在政變發生前代宗已獲得“太子監國”的權力，代宗以太子的身份“監國”後，張皇后原本想聯合代宗發動政變剷除李輔國。但張皇后本人並不掌握兵權，代宗拒絕合作後，其只能指揮二百餘名宦官發動政變。張皇后之所以想借太子監國發動政變，很可能是由於代宗監國後獲得了部分禁軍的調動權。因此，有權力調動禁軍或者可以依靠“大義名分”號召、鼓動禁軍參與政變的只有代宗。
張皇后假傳肅宗之命召見代宗，但代宗直接率領大批禁軍前往。這說明代宗已提前知曉張皇后意圖謀害自己的陰謀。代宗是如何知曉張皇后的陰謀的?新出土的《李從易墓誌》爲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線索。《李從易墓誌》記載，李從易的外祖母爲“肅宗皇帝長女和正公主”，“公主當代宗在諒暗之辰，內難倉卒，居中先覺，保護有功，俔天恩禮，時推第一。”“和正公主”即“和政公主”。
肅宗諸子諸女中，爲章敬吳皇后所生育者，除代宗之外，只有和政公主。和政公主實爲與代宗關係最爲親近之人。顏真卿所撰《和政公主神道碑》明確記載：“肅宗彌留，衆皆迭侍，主(指和政公主)獨瞻依，不去於旁”。
結語
正是因爲在肅宗彌留之際，和政公主始終不離左右，才提前發覺了張皇后假傳肅宗之命召代宗入宮而害之的陰謀。和政公主在“內難倉卒”之際，“居中先覺，保護有功”，可見最早向代宗傳遞消息的是和政公主。因此代宗才直接率領大批禁軍前往大明宮。由此可見，代宗並非入宮後才被李輔國、程元振告知張皇后的陰謀，正史中的相關記載未必完全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