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在唐朝是馬匹的重要補充，當時是如何使用與管理的呢?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唐代，由於軍用和公用對馬匹的需求巨大，加之戰亂頻繁，損失嚴重，時有馬匹短缺。驢以其獨特的服務優勢，成爲馬匹的重要補充。唐朝政府非常重視驢的管理和使用。驢馬和牛都是大型牲畜，不得隨意宰殺。這條法令證明了驢的重要性和當時政府對驢的重視。唐代對驢的管理，橫向分爲生產和使用系統，縱向分爲中央和基層系統。
一、唐代驢的管理
1、唐代驢的中央管理系統
驢在唐代雖重要，但仍屬雜畜，不可能專門爲其設置管理機構，故只能將驢置於整個唐中央官府畜牧業管理機構中考察。天下公私馬牛雜畜增損及簿籍由駕部掌管，驢，雜畜也，亦如之。該簿籍中有關監牧的簿籍正是前文所提及的由太僕寺彙總而來，可見駕部與太僕寺在驢的管理方面發生着聯繫。從牲畜的管理這個大範圍來看，兩者雖有一定分工且相互牽制，但並無虛實之分，駕部側重牲畜使用方面的管理，而太僕寺側重牲畜生產方面的管理。駕部是中央政府畜力管理和天下車乘配給的保障機構，而太僕寺轄監牧和四署，是基層牲畜生產及宮廷車乘配給的管理機構。太僕寺將畜籍彙總上報駕部，只是
兩部門的協作;除監牧籍帳外，天下官私馬牛雜畜的簿籍應由地方基層行政部門提供給駕部。籍帳的統一，一是便於駕部進行軍隊及車乘配給，二是駕部亦可對基層的畜力管理部門工作成效進行政績考覈。而監牧部分的籍帳大概只有第一種作用，因監牧的官員考課歸太僕寺掌管。
2、唐代驢的基層管理系統
唐代對監牧中的包括驢在內的所有牲畜建立簿籍，實行量化管理，根據“死耗率”與“孽生率”兩條標準線實行嚴格的獎懲制。若實際“死耗率”高於標準“死耗率”、實際“孽生率”低於標準“孽生率”，則懲;反之，則賞。死耗率的調整是以監牧附近私畜的死耗爲標準的，如相同，則准許提高標準死耗率，估計這種“同”並非絕對相同，而是大致相同。此材料亦說明私畜的孽生、死耗也要上報官府，駕部才能掌握到“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另外，若遇到“六月飛雪”這種非季節性自然氣候突變災害，而導致牲畜多死者，須記錄在案並上書奏報，上級應該會放鬆“死耗率”的限制。獎懲本應是對等的，但諸牧畜產“死失及課不充”時，受罰的僅是牧長及牧子，而“孽
生過分”時，得到獎勵的除牧長、牧子外，還有牧尉、監官。當是由於牧長及牧子是畜產的直接管理人員，故用刑法來懲罰;而牧尉、監官已屬於監牧這個基層管理機構的上層管理者，畜產的盈虧只是太僕寺用以考察的基礎，若其所管轄範圍牲畜“死失及課不充”，則直接影響到每年的考課。
唐政府極重視驢及其他官畜的醫治。尚乘局專有一奉御掌“療馬醫藥料度之事”且設置獸醫衆多，主要負責“左右六閒馬”的醫療。相對來說，太僕寺的獸醫規模更大，救治範圍亦更廣，其“設有獸醫六百人，獸醫博士一人。學生一百人”，負責全國監牧官畜的醫療工作。另外，牧子長期處於飼養牲畜的第一線，經驗充足，某些亦兼有獸醫的角色。
二、官驢的使用
1、軍務用驢
驢在唐代軍隊中也常常用於運糧。如武德年間，幽州大飢，羅藝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粟於(高)開道”。唐代軍隊的用驢規模較前代更大。《通典》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營各令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旗放驢。其馬中夾放，驢令四面援馬放，其驢馬子並於驢羣四面圍繞驢羣，知更牧放。更能說明唐朝的驢已收入軍隊的編制。而當時之軍乃“每隊五十人”，依此計算，唐朝軍隊中單是“在編驢”的數量就非常龐大了。
2、政務用驢
官驢在唐代的館騷、長行坊等傳騷系統中使用非常普遍。《唐會要》中有以騷驢送封印的記載，“使司定判官一人，專使勾當都封印，差官給騷遞驢送省。”唐代法律對何種情況乘蜂馬、何種情況乘騷驢作了界定。第一，即使貴爲一品的官員，其遞送之畜亦非全部是馬，也有驢，但其數目相對較多;第二，從一品到九品的驢與馬的配給數目的比較來看，每品所配給驢的數目都高於馬，說明當時可利用官驢是多於可利用官馬的，而另一方面又說明驢的生物特徵及價格優勢造就了驢使用的廣泛性。
三、私驢在唐代社會生活中備受青睞
1、驢在唐代“行”方面的使用
舉人進士都不能乘大馬，一般民衆尤其是商人只能“去馬而驢”。驢雖爲“劣乘”，但作爲當時的出行工具，可謂是比上(馬)不足，比下(騾或者步行)有餘，在民衆中適用性廣。騎驢甚至成爲詩人身份的一個特殊標誌，驢成爲特殊的文學意象。究文人何以獨鍾於騎驢，大抵有兩個方面原因:其一是驢自身具有性情溫馴、忍耐力強的優點，選擇價廉實用的驢。此外，魏晉名士不羈風格對唐代文人崇驢也有一定的影響。魏晉南北朝，名士狂捐，喜標新立異，阮籍騎驢赴任者，王集、王濟生前好驢鳴，好友弔孝時學驢鳴以祭之，袁淑還專門寫就《驢山公九錫文》頌揚驢的勞苦功高，爲驢正名。他們以爲這樣才能顯示自己風流惆倪的“名士風度”。唐文人崇驢正是沿襲這種風尚併發揚光大。
2、驢在唐代社會經濟中的使用
出行中的“劣乘”，騎者或由經濟水平限制，或顯示文人的不羈，或暫避災禍，或因政策強制，凡此種種。而驢一旦用於運輸，無疑成爲功臣。一寺居然有50頭驢，可謂規模龐大，更值得驚歎的是五臺山遠離深州，該寺廟可以組織起一個規模龐大的運輸隊馱油麻油，一方面表現了當時寺廟在長途運輸中已重視驢的長運能力;另外也反映了沿途的官府或私人交通配套設施應很成熟完備，才能支撐起一個如此規模的長途運輸隊。驢爲唐代民衆的交通運輸提供了方便，而無驢之人，也需要租用他人的驢來獲得出行及運輸的方便。賃驢業在唐代社會中頗爲盛行。賃驢業爲何獨於唐代興盛，而在唐前少見，唐後漸趨衰落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第一，唐代道路交通迎來新發展。隋唐時期，隨着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穩定，又開闢了許多新的道路，形成了一個以城市爲樞紐的道路網絡。特別是騷站的廣泛建立和蜂路的增加及完善。
第二，唐代商業的發達。商業的發達是賃驢業發展興盛的重要因素，首先，“私人騷驢業”需要旅店這個交易的平臺和載體，而唐代發達的商業促進了旅店業的發展，出現“東至宋、汁，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的盛況。其二，商業的發展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民衆消費觀的轉變，使城市中的居民即使近在數裏也願意賃驢而行。其三，發達的商業經濟使得商旅往來、貨物運輸頻繁，爲賃驢業提供了市場需要。第三，因驢價低廉，賃驢老闆才能同時置辦數量多的驢以供租賃，另外，賃驢的功錢相對較低，使得市場廣闊，促進賃驢業的興盛。而至宋代，賃驢業已成衰落之勢，馬既能以“不過百錢”賃之，驢當然逐漸退出這一行業的歷史舞臺了。
結語
唐一代，驢因其獨特的生物特性及低廉的價格，在社會生活中廣泛使用。唐代的驢在軍隊中有着運送糧食、馱負病員等功用，在公家傳遞運輸中有着運送官員家屬及騷傳的功用，在生活中作爲民衆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在經濟上還可供租賃，在體育活動中用於“驢鞠”。驢在唐代社會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在軍隊和公家傳遞運輸中的使用緩解了唐代馬匹緊張的局面;其作爲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方便了民衆生活;其作爲文人雅士的坐騎，成爲唐代特殊的文學意象，給唐代文化注入新活力;其在商業上的使用，特別是賃驢業的興盛，爲陸路運輸業提供新的交通工具，促進了唐代的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