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三足鼎立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漢代的察舉、徵辟制肇基於文、景時期，正式確立與武帝時期，其本意是想給各階層的人才提供一條公平、穩定、寬敞的入仕途徑。確立初期，察舉、徵辟制確實幫助漢朝統治者遴選出了一大批優秀人才，但是隨着建元(公元前129年)元年漢武帝下詔“察舉、徵辟僅限於儒生，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均不在察舉、徵辟之列”及此後儒學教育的興盛，漢代的察舉、徵辟制漸漸由重德演變爲重“才”，至西漢末期，察舉、徵辟制已徹底敗壞，“德、才”都變得無足輕重，徇私而舉、因財而舉成爲常態，結果就是大量不合格的人才得以通過察舉、徵辟制入仕，對此，《通志·選舉略》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
時外事四夷，內網用度，仍募人入羊谷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 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由是吏雜而多端，官職復耗廢欠。
有鑑於此，光武中興後，東漢的統治者開始對察舉、徵辟制進行改革：
1、東漢光武帝時期大大增加了察舉的科目，根據《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中的記載，“(光武帝)中興後，復增有道、敦厚、至孝、威猛、寬博、賢能、直言、獨(篤)行、高節、清白等科”;
2、東漢明帝時期，將徵辟制中闢除人才的權力下放，由皇帝闢除下放到公府(四府九卿)闢除和州郡闢除;
3、東漢章帝時期，針對西漢末期察舉“率取年少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荒廢《後漢書·章帝紀》”和“徇私而舉”的流弊，提出了被察舉者需年滿四十歲、被察舉者需要通過考試才能授官(科舉制的源頭)兩項改革措施。
通過以上這些改革措施，我們不難發現，東漢初期的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代帝王都想力促察舉、徵辟制迴歸確立初期的本意，但是由於三十二功臣和一百餘列侯等東漢開國勳貴集團勢力保存較爲完整，並且他們都迫切想要利用察舉、徵辟制的敗壞維持家族對權力的世襲，所以從建立之初，東漢內部就存在着一支期望維持察舉、徵辟制的敗壞局面並反對任何想要進行察舉、徵辟制改革的強大勢力。
中元二年(公元57年)，東漢第二位皇帝明帝劉莊在繼位後所下的第一道詔書中就說：“: 今察舉不實，邪侯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得奏罪名，並正舉者。(《後漢書·明帝紀》)”由此可見，光武帝增加察舉科目的改革措施未能扭轉察舉、徵辟制的敗壞，所以纔有了明帝、章帝時期新的改革措施的出現。
然而，新的改革措施依然沒有什麼用，不僅章帝時期的改革措施施行不久即在一片反對聲浪中北廢止，明帝時期下放闢除權力的措施更是給東漢的大一統局面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此後的東漢在察舉徵辟制的敗壞上越走越遠。
和帝時期，東漢出現了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的局面，更加劇了察舉、徵辟制的敗壞，以至於《抱朴子·審舉》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
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則 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日：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爲泥，高帝良將怯如雞。
東漢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幷州、涼州地區發生羌胡叛亂，大將軍鄧騭力圖放棄涼州，虞詡爲了維持東漢對涼州的統治，就向安帝建議：“宜令四府九卿，各闢(除)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豪傑子弟，皆除爲郎官。”安帝接受了虞詡的建議，遂下詔“四府九卿、州郡闢除的屬吏經薦舉後可以直接進入朝廷任職、或是擔任郡縣長吏”。由此，開啓了東漢四府九卿利用闢除在本州本土培植私人黨羽的局面，而這些私人黨羽又可以利用闢除壟斷本州本土的人才選拔，明帝時埋下的那顆定時炸彈終於在此時被按下了倒計時按鈕。
東漢順帝時期，貴戚、四府等二千石大吏居然明目張膽的將自己想要提拔的人選通過書信告知州郡長吏，而州郡長吏對此絲毫不敢違背，當時的這種情況可以通過《後漢書·種暠列傳》中的記載窺斑見豹——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欲謂之日：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四府九卿書命，不宜相違。
東漢桓帝時期，察舉、徵辟制已徹底淪爲貴戚、四府等二千石大吏培植私人黨羽的工具，“自和安之後，世務遊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那些真心想爲朝廷選拔優秀人才的官吏(耿介不同於俗)則“不得升進(《後漢書·王符列傳》)”。
由此帶來的惡果就是東漢桓帝以後，擁有察舉、徵辟權的舉主與被察舉、徵辟的舉子之間已經結成了相當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甚至舉子視舉主爲君父的現象也成了一種常態，其具體表現有三：
1、舉主亡故，舉子主動前去奔喪，有的甚至還會服喪三年，如《後漢書·李恂列傳》中記載，李恂在舉主李鴻去世後親自護送“鴻喪還鄉里，既葬，服喪三年”;
2、舉主與舉子之間患難與共，情同父子;
3、舉子對舉主的後人仍然恭敬有加，如周勰返鄉途中路過河南郡，郡將召夔曾是他父親的故吏，所以就對他“卑身降禮”。
這種情況下，由舉主和舉子組成的利益共同體就有了轉化成割據勢力的可能，也就是說，此時東漢已經開始從大一統走向割據。
東漢靈帝時期，黃巾之亂爆發，出於平亂的需要，靈帝開始在各州設立州牧，擔任一州的最高軍政長官。州牧藉助平亂大肆招兵買馬的同時，也利用闢除壟斷了本州的人才選拔、官吏任免。這樣，一個個州牧就成了一個個割據勢力。但是由於貴戚、四府九卿等二千石大吏跟各州州牧之間仍有較爲緊密的聯繫，所以此時的各州州牧既不敢反叛東漢，也不敢相互混戰。
寫到這裏，不得不提一個人——漢靈帝時期的外戚、大將軍何進。此人可以稱得上是東漢滅亡最大的罪人，正是由於他的魯莽和短視，才引來了董卓之亂。而董卓之亂不僅斬斷了貴戚、四府九卿同各州州牧之間的緊密聯繫，州牧成爲了事實上的軍閥，還令東漢皇室威嚴掃地，所以在董卓之亂後，各州牧之間不是割據自雄，就是相互混戰。
在這種一片混亂的情況下，曹操、孫策、劉備乘機崛起，最終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如果順着這個結果往源頭方向捋一捋，我們不難發現，正是察舉、徵辟制的敗壞才造成了貴戚、四府九卿等二千石大吏對察舉、徵辟的操縱，而他們對察舉、徵辟的操縱又導致了舉主與舉子之間形成了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隨後這種共同體逐漸演變成了州郡割據勢力，董卓之亂後，州郡割據迅速轉變爲軍閥混戰，曹、孫、劉三家從中脫穎而出，最終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所以說，形成三國鼎立局面的源頭就是察舉、徵辟制的敗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