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清朝，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說起清王朝對待蒙古的政策，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滿蒙聯姻。然而，清朝對蒙古的一系列政策，實際並不只有和親，還包含了鐵腕的戰爭討伐與嚴密的制度設計，在長達200多年的統治中，清朝在多管其下的手段中實現了以往王朝所沒能做到的穩固統治。
一、漠南蒙古的平定
明朝初年，朱元璋將蒙古勢力驅逐至長城以北，史稱“北元”。到明末時，蒙古逐漸形成漠北、漠西、漠南三大部分，其中察哈爾部逐漸成爲漠南蒙古一支顯赫的部落。察哈爾部的首領林丹是北元汗位的繼承人，其祖父布延薛禪汗去世後，年僅13歲的林丹汗繼任汗位。作爲蒙古大汗，林丹汗的政令僅能在察哈爾部內起作用;漠南蒙古的科爾沁等部，名義上雖然奉林丹汗爲共主，事實上卻並不聽命於汗廷。與此同時，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的勢力逐漸壯大，正在逐步統一女真各部。局勢雖不樂觀，但林丹汗依舊具有雄厚的野心，意圖像成吉思汗一樣恢復舊日蒙古帝國的輝煌。
爲了鞏固大汗地位、重新整合蒙古諸部，林丹汗實施了一系列措施爭取漠南蒙古諸部的認同，逐漸成爲了與明朝、後金並立的一股重要力量。1608年，努爾哈赤派長子褚英進攻烏拉部，烏拉部求援於臨近的科爾沁部。爲了防止後金勢力對自己產生威脅，林丹汗同意科爾沁部出兵並最終擊退了褚英的進攻。此後，林丹汗又與明朝聯合，使後金對明朝的數次戰爭都遭受到了林丹汗的干涉。此時的努爾哈赤羽翼未豐，並沒有絕對的實力維持對明朝和林丹汗的兩線戰爭，因此他將主要的力量放在對明朝的作戰中。而對於林丹汗，則儘量避免正面衝突，利用蒙古各部間的矛盾，採取聯姻等手段籠絡臨近的科爾沁諸部，一方面緩解自身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加劇蒙古諸部的分化，減緩林丹汗對蒙古的統一。
薩爾滸之戰後，後金與蒙古的實力對比發生逆轉。1626年皇太極繼位，對蒙古諸部的策略進一步演變爲以聯姻、勸誘、征討相互結合的手段。林丹汗在尋求統一的過程中輕率急躁，對周邊部落動輒武力相逼、大肆征討，使察哈爾周邊的蒙古各部產生了深重的危機感;同時，當時的蒙古各部大都信仰藏傳佛教，其中黃教更爲漠南蒙古所普遍接受。而在1618年，林丹汗被前來傳教的紅教喇嘛沙爾巴呼圖克圖所打動，皈依了紅教，宗教信仰上的差異更加重了周邊部落與察哈爾的離心力。
皇太極迅速抓住這種機遇，對蒙古各部軟硬兼施、極盡拉攏，在短時間內便將察哈爾周邊部落大都勸降到後金的周圍，並於1658年2月親帥大軍征討林丹汗，大敗多羅特部，收服喀喇沁部;9月，皇太極再次出兵察哈爾，這一次出動的不僅是後金軍隊，更有同屬蒙古的敖漢、奈曼、科爾沁諸部一同參戰，將林丹汗趕到了察哈爾邊界。1632年，皇太極對察哈爾發動最後一次決戰，親率十萬大軍越過興安嶺。林丹汗一路丟盔棄甲，部衆多被後金所收攏，林丹汗最終在今甘肅境內的大草灘去世。1635年，林丹汗之子額哲奉傳國玉璽出降，至此漠南蒙古被徹底收服。而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也終於在17世紀徹底落下帷幕。
二、漠西、漠北蒙古的平叛與接納
清朝入關之後，伴隨中原局勢的逐漸穩定，對漠北、漠西蒙古的收服也提上了日程。漠西蒙古即明代所稱的瓦剌，清代將其稱爲衛拉特、厄魯特，漠西蒙古有準噶爾、和碩特、土爾扈特、杜爾伯特四大部，到17世紀初期，準噶爾部逐漸強盛，控制了天山南北;土爾扈特部西遷到伏爾加河流域，和碩特部則在固始汗的帶領下控制了青海地區。漠北蒙古包含外喀爾喀七部，到清朝入關前逐漸演變爲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圖汗部三大部落。皇太極平定察哈爾後，漠南蒙古諸部率先臣服了後金，被歸入內札薩克蒙古，深處漠北的喀爾喀諸部也隨之向後金進獻了“九白之貢”，雖不直接受後金政權的控制，但也建立了宗藩關係。
1678年，漠西蒙古準噶爾部的首領噶爾丹被西藏五世達賴賜予汗號，準噶爾汗國正式建立。同年，準噶爾向南疆地區進兵，消滅了當地的葉爾羌汗國，將今天的新疆地區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噶爾丹如同當年的林丹汗一樣，也滿懷着重振蒙古帝國的勃勃野心，意圖統一蒙古各部再進取中原。
而在此時，漠北的喀爾喀蒙古各部正矛盾重重，其中更以札薩克圖汗部與土謝圖汗部的衝突最爲激烈、且由來已久。1684年，噶爾丹插手喀爾喀諸部事務，私下與札薩克圖汗部會兵。土謝圖汗則以此爲由，在1687年派人將札薩克圖汗沙喇和下屬的諸臺吉等誘騙到固爾班黑爾格進行殺害，同時又殺死了噶爾丹的弟弟多爾齊扎卜。1688年，噶爾丹以此爲由突然大舉越過杭愛山，向漠北蒙古的土謝圖汗部發動進攻。土謝圖汗不敵噶爾丹，與漠北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同敗退到內蒙古，而噶爾丹也藉口追逐土謝圖汗，將勢力推進到內蒙古地區的烏蘭布通。衛拉特蒙古至此達到極盛，噶爾丹在寫給康熙的信中稱： “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野心的膨脹令康熙帝決定親自解決蒙古問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帝組織兩路大軍，從喜峯口、古北口出兵，在烏蘭布通大敗噶爾丹，使其一路向北潰逃。次年康熙帝召集喀爾喀蒙古三大部與內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親率官兵在多倫諾爾(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縣)紮營，宣佈三大議程：一、赦免土謝圖汗之罪;二、令沙喇親弟策妄扎布繼承札薩克圖汗位;三、將喀爾喀蒙古分爲三十四旗，與內蒙古的行政建制相統一。此後幾日又對漠北諸部大汗、活佛進行冊封、賜宴， 《清聖祖實錄》記載土謝圖汗、車臣汗等奏曰：“聖主如此深仁，臣等恨歸順之晚耳!惟願聖壽萬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長享太平之福。”多倫會盟以後，漠北喀爾喀蒙古徹底內附，受到清朝的直接統治。
喀爾喀內附之後，清朝對準噶爾汗國的戰爭優勢更加明顯，而此時的噶爾丹因爲原根據地被策妄阿拉布坦佔據，只得盤踞在科布多地區整頓兵馬，並不斷襲擾內地。康熙三十七年(1696)，康熙帝發動三路大軍出擊，在昭莫多大敗噶爾丹，次年又從寧夏出兵進剿。窮追猛打之下，噶爾丹衆叛親離服毒自盡。噶爾丹死後，佔領其故地的策妄阿拉布坦繼續與清朝爲敵。
雍正年間，清朝攻滅了青海的和碩特部，進一步翦滅了平定準部的障礙。到乾隆年間，清朝多次向西北地區進兵，先後平定準部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的叛亂活動。乾隆二十三年(1759)，清軍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亂，至此天山南路徹底被置於清朝的控制之下。面對準噶爾部近70年的多次降而復叛，乾隆帝下令對準噶爾部盡行屠滅。昭槤《嘯亭雜錄》記載： “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爲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裏內遂無一人。”準部滅亡以後，其空置的土地被清朝從各地徵調移民充實。
乾隆三十六年(1771)，西遷至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不堪沙皇俄國的役使，東歸到達伊犁，其首領渥巴錫在承德避暑山莊朝見乾隆帝。乾隆帝將土爾扈特部安置於新疆，並作《土爾扈特部全部歸順記》，刻碑存放於承德普陀宗乘之廟。至此，漠西蒙古各部皆爲清朝所統轄。
三、制度保障和宗教控制
清朝時在中央設置理藩院負責處理蒙古事務，而在地方則依靠盟旗制度對蒙古地區實施控制。天命九年(1624)，努爾哈赤對歸附的蒙古各部按照八旗制度分別編定旗分。到皇太極時，這種制度被進一步發展成盟旗制度，並於內蒙古地區率先實施。土爾扈特部東歸以後，乾隆帝將盟旗制度向蒙古各地全部推行。所謂盟旗制度，是將蒙古原有社會制度與滿洲八旗組織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在蒙古各地按不同顏色劃分各旗，每旗設一札薩克或總管統領。按照內屬蒙古和外藩蒙古的區別，旗的歸屬各有不同。內屬蒙古各旗或直轄、或受參贊大臣和駐防將軍的管轄，外藩蒙古各旗之上則設立部盟。盟的主要作用是定期令各旗到指定地點會盟，並 “簡稽軍實，巡閱邊防，清理刑名，編審丁冊”，但對下屬各旗並沒有管轄權力。
各旗之間劃分旗界，所轄的牧民不可以越界放牧，這在客觀上限制了各旗之間的交流，也遏制了蒙古地區的人口流動。一方面加速蒙古內部各旗的分化，另一方面，對人口流動的限制也使蒙古族人民的遊牧生活遭受影響。在重大天災來臨時，牧民往往需要長途遷徙躲避自然災害的影響。盟旗制度建立後，牧民面對天災往往只能坐等賑濟，或出家成爲喇嘛，享受清廷對藏傳佛教賜予的特權和供養。
早在明朝時，蒙古的阿勒坦汗便將藏傳佛教引入蒙古，並逐漸被蒙古民族普遍信仰。清朝控制蒙古後，進一步加強了藏傳佛教對統治蒙古民族的作用，在蒙古各地大量興建藏傳佛教寺院並冊封活佛，漠南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漠北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就是清朝分別設立的兩大活佛系統。爲加強蒙古民族對自身統治的宗教認同，清帝自己也逐步接受藏傳佛教信仰，在北京、承德等地修建了大量的藏傳佛教寺院，並時常對藏傳佛教活佛予以接見。清廷對蒙古地區實施尊崇喇嘛的政策，對藏傳佛教喇嘛予以種種特權，令活佛凌駕於蒙古各部王公之上或直接兼任旗主，對上層喇嘛授予特權和封號。清朝尊崇藏傳佛教的做法實現了對遊牧民族較以往歷朝更爲穩定的控制，然而在豐厚的刺激下，大量蒙古男丁選擇出家，導致清朝統治的數百年間蒙古人口急劇減少。到清末時，蒙古各部人口僅有171萬，比清初還要減少。
總結
從清初到乾隆後期，清朝對蒙古實施的加強控制的措施持續了一百餘年的時間。其中，既有滿蒙和親的友好交流，也有鐵腕平叛的流血犧牲。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沒有什麼是比鞏固統治更實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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