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小編給大家帶來李悝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接着往下看吧。
孔子周遊列國推銷治國理念，沒有得到列國響應，只能懷着失望的心情返回魯國，從此靜下心來搞學問、教弟子。返回魯國之後，孔子傳《易經》、作《春秋》，還收了一位入室弟子——子夏(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
子夏非常聰明，深得孔子喜愛，《論語》中還特意記載了一段師徒對話。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一句，孔子回答“繪事後素。”隨即子夏舉一反三地問“禮後乎?”意思是禮樂也產生於仁義之後嗎?孔子聽了大喜過望，連聲稱讚說“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可以說，“孔門七十二賢”或“孔門十哲”當中，子夏雖然年齡最小，但聰明伶俐的程度卻是數一數二，更是深得孔子喜愛。
孔子去世之後，面對孔門喪亂，三千弟子各奔前程，那麼幾乎是孔子最小、最喜歡的徒弟子夏，他又何去何從?鮮爲人知的是，在孔子弟子之中，子夏應該是成就最大的一個，不僅教出了戰國第一法家，戰國第一兵家，還教出了戰國第一霸主。
子夏是晉國溫人(今河南溫縣)，春秋戰國之交時，魏氏佔領溫地，因此子夏後來成了魏國人。子夏窮得叮噹響，整天穿得破破爛爛的，沉默寡言，有人勸他當官去，《荀子大略》中記載子夏說“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後來，儒家另一位名人荀子稱讚子夏有“古之聖賢”之風，但荀子也鄙視地說“子夏氏之賤儒也”，因爲子夏“終日不言”，於天下無益。
不過，荀子這麼批評可能有些過度，因爲子夏雖然沒有出仕，沒有做到“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但他卻教出了一批改變歷史的弟子。孔子去世之後，子夏就回到了故國，效仿師傅孔子教徒授業，教出了一羣攪動戰國風雲的名人。
《史記》：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爲魏文侯師。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
《漢書》又記載說李悝(kui)乃“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兩段史料綜合起來可見，魏文侯、吳起、李悝三個廣爲人知的歷史名人都是子夏的弟子。
魏文侯是戰國魏國的開國君主，戰國頭號改革家，在位期間重用李悝、西門豹、吳起、翟璜、魏成等人，富國強兵，創立魏武卒，開拓大片疆土，成爲戰國第一霸主，並開創了魏國百年霸業，直至孫臏在馬陵之戰中擊敗龐涓結束。
李悝是戰國法家第一人，他彙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法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魏國之所以成爲戰國第一霸，李悝變法至關重要。李悝去世之後，商鞅繼承了《法經》思想，商鞅“彊國之術”來源於李悝之《法經》，郭沫若考證指出：“商鞅是李悝的學生，與吳起同是衛人而年輩略後。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時代儒家氣息十分濃厚的空氣中培養出來的人物，他的思想無疑也是從儒家蛻化出來的。”也就是說，商鞅是子夏的徒孫。
吳起更爲傳奇，撇開他的個人私德不談，吳起在軍事上可謂戰無不勝，被譽爲戰國第一軍事家，與兵聖孫武並稱“孫吳”。除了軍事成就之外，吳起還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吳起改革就迅速增強了楚國的實力，可以說吳起主政哪一國，哪一國就能迅速強大。
問題在於，子夏本爲儒家門徒，但最著名的三個弟子，一個是一國之君，一個是戰國法家第一人，一個是戰國第一兵家，爲何大儒子夏教出的弟子如此“奇葩”?與子夏相似，儒門荀子的兩個知名弟子是韓非子與李斯，韓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李斯是秦國丞相、法家代表。爲何子夏與荀子的知名弟子都成了法家大牛?
法家講究嚴刑峻法，儒家講究仁義治國，兩門學說彷彿天然對立。但實際並非這麼簡單，由於後世對儒家的認識不夠全面，或選擇性地理解，因而才誤解爲儒法天然對立，其實孔子、子夏等都有着濃重的法家思想。
一，儒家的正名分與法家思想
正名分是禮樂春秋的基本前提，簡單地說就是周禮猶如憲法，周天子是國家最高統治者，諸侯是地方官員，只要周天子按照周禮做領導人該做的事情，諸侯就該無條件服從，大臣做大臣的事情，百姓做百姓的事情，各行其職，不能僭越，這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秩序。因此孔子有言在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韓非子與李斯的老師荀子在《荀子正名》中解釋：“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當年，孔子代理魯國丞相7天就以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五種惡劣品性，有着惑衆造反能力的原因，而殺了少正卯，按照荀子所說少正卯是在亂名。
法家思想中，臣民必須像物件一樣，每一個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任何逾越界限的舉動，無論其動機如何，都將受到嚴厲的懲處。孔子的理想社會秩序，也是要求天下人各安其份，本質上與法家沒什麼區別，目標都是建立一個穩固的秩序，區別在於孔子與儒家以古之周禮制定規則，法家以與時俱進的法律條文制定規則。
二，儒家主張嚴刑峻法對待違禮之人
春秋現實是禮崩樂壞，《春秋》記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該如何才能恢復周禮呢?
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害怕孔子的《春秋》，恐怕不是《春秋》行褒貶之事，會將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是在於《春秋》講述專政、崇王(周天子)的道理，表達出應對亂臣賊子嚴刑峻法，所以亂臣賊子纔會害怕。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奸之萌。”
子夏的觀點非常簡單非常直接，就是對亂臣賊子斬盡殺絕，斬草除根，以絕後患。
三，孔子對普通人也有嚴刑峻法思想
鮮爲人知的是，在對待普通人時，孔子也有嚴刑峻法的一面。《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記載，“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孔子認爲應該嚴重處罰，因爲一人棄灰於街道，惹怒別人，兩人就會爭鬥，於是會上升到家族對抗，“鬥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因此相比於棄灰會被重罰，人們會選擇不棄灰。
這是孔子主張嚴刑峻法的重要例子，當然漢朝劉向將“棄灰於道者，刑”挪到商鞅頭上了，成爲後世說明商鞅刑法過嚴的一條力證。
《商君書》中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禮法以時而定。”說到底，禮即法、法即禮，只是不同時代的不同說法罷了。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因而說，“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近代學者郭沫若更是直白地指出：“前期法家淵源於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
正因如此，子夏與荀子教出一堆法家學生也就不讓人驚訝了。以李悝、商鞅、韓非子等爲代表的戰國法家，雖然脫胎於儒家，但最終放棄了永恆的先王之道，放棄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放棄了仁義愛人……將儒家對禮樂之秩序性和規範性的強調推到了極致程度，再結合先人的刑名思想，將法家變成了一臺嚴絲合縫的冰冷機器。
總的來說，法家歷史非常悠久，早在上古時就已經出現，但一直沒能成系統，至儒家出現之後，在吸取儒家部分思想後開始系統化與成熟化。反過來說，儒家本來就存在嚴刑峻法與依禮(法)辦事的基因，只是儒家一直表現出仁義治國思想，讓後人下意識地忽略了儒家狠毒的一面。其實，相比法家的嚴刑酷法，儒家以禮制殺人或許更爲可怕，上世紀魯迅就寫過一些禮教吃人的文章，讓人至今讀之不寒而慄。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