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歲爺”，是古代封建皇帝的專用稱謂，王公貴族有時也被稱爲千歲。但是，作爲一個太監，被稱爲僅次於皇帝的九千九百歲，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只有魏忠賢一人了。其實，還有比這更荒唐的，那就是將滔天權柄交給魏忠賢的天啓皇帝是個大字不識的文盲。這在明朝歷史上，乃至中國其他大一統的王朝史上，可以說是獨一份了。那麼，爲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這件事的始作俑者，還是那位28年不上朝的萬曆皇帝。
1581年，也就是萬曆皇帝19歲的時候，他在機緣巧合之下臨幸了一位王姓宮女。本來，這事對萬曆帝來說，是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事了。但對明帝國來說，卻變成了一件涉及國本的大事。因爲萬曆帝無子且皇后無生育能力，而這一次，王宮女卻珠胎暗結了。封建王朝的皇位繼承原則是這樣的：“皇位繼承，父死子繼;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帝無子嗣，兄終弟及。第一句和第三句好理解，第二句話的意思是，無論皇帝有幾個兒子，也不論這些兒子誰的能力最強，最終能繼承皇位的，只有皇帝正妻，即皇后所生的兒子。如果皇后無子，就立長子。”也就是說，如果王宮女能生下兒子，將會繼承萬曆帝的皇位。
不過，萬曆帝嫌這位宮女出身低，始終不願承認。可惜，他忘了歷代皇家的一條重要規矩：皇帝的起居飲食，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被專人如實地記錄下來。因此，萬曆帝臨行王宮女這件事，也毫不例外地被史官記錄在了《內起居注》裏。人證物證俱在，面對母親李太后的詢問，萬曆帝無法狡辯，只能承認。不過，在他的內心深處，依然沒有改變對王氏的鄙棄態度。這一點，反映在王氏之子，也就是萬曆帝的長子朱常洛出生之後。
按照古人的觀點，王氏爲大明王朝傳宗接代，乃國之功臣。可是，萬曆帝卻遲遲不願敕封她。後來，在李太后的親自過問下，萬曆帝這才舉行了冊封儀式。此後，直到1605年天啓帝朱由校出生，王氏的名分再也沒有晉升過。不僅如此，萬曆帝甚至還限制王氏的行動自由且長期不令其母子相見，時間幾乎貫穿了整個萬曆朝。沒有強有力的庇護，皇長子朱常洛以及後來出生的皇長孫朱由校的處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和王氏的冷漠待遇相反，萬曆帝對另一位妃嬪鄭氏卻寵愛有加。史料記載，鄭氏萬曆九年入宮，十年即被萬曆帝封爲淑嬪。到了十一年，又被冊封爲德妃。萬曆十二年，鄭氏生育皇女，萬曆帝龍顏大悅，又將其晉升爲貴妃。待到萬曆十四年，鄭貴妃誕下皇三子朱常洵，萬曆帝又將其晉升爲皇貴妃。就這樣，僅僅四年時間，鄭氏連升四級，從一名默默無聞的宮女，一躍成爲地位顯赫，僅次於皇后的皇貴妃。從形式上看，鄭氏的地位不如皇后，但在實際上，萬曆帝對其言聽計從、百依百順，雖無皇后之名卻有皇后之實。
鄭氏的名位在恭妃之上，皇三子朱常洛的一應禮儀也堪比皇長子，這兩個信號，極大地刺激了嚴格恪守祖制的朝中諸臣。他們很疑惑：萬曆帝莫不是要廢長立幼?於是，首輔申時行立即草擬了一道名爲《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的奏章呈給了萬曆帝。萬曆帝不依，乃藉口皇長子身體虛弱，並以嚴厲的處罰手段，妄圖阻止羣臣諫爭。羣臣很有骨氣，冒着罷官喪命的風險與萬曆帝誓死抗爭。一來二去，這件事竟然一直僵持到了萬曆二十九年。最後，還是李太后出面交涉，才使萬曆帝違心就範。
也就在朱常洛被封爲太子的同一天，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也被封爲了福王。至此，長達15年的國本之爭遂告一段落。不過，令羣臣想不到的是，萬曆帝並沒有讓福王前往封地洛陽，而是讓他繼續待在京師。也就是說，明朝大臣們擔心的易儲之事仍有可能發生。於是，爲防止朱常洵篡奪皇太子之位，羣臣又以朱常洵就封爲中心，和萬曆帝抗爭了13年。萬曆四十二年，即1614年，迫於羣臣的壓力，萬曆帝終令朱常洵就藩洛陽。
史料記載，萬曆三十一年，即1603年，萬曆帝曾一次性賞賜給朱常洵三十萬兩作爲婚費。這個數字，遠超萬曆帝當年的七萬兩婚費以及其兄朱常洛十餘萬兩的婚費。此外，爲了讓福王有個舒適的安樂窩，萬曆帝還擠出了28萬兩白銀爲之修建了氣勢恢宏的洛陽府邸。到了朱常洵就國離京時，萬曆帝又撥給了他大量賞賜。據說，光運送物資的木船就達1172只。更驚人的還在後面：萬曆帝親下諭旨，調撥良田2萬頃給福王自行管業，也就是不向國家繳納任何賦稅。這樣一來，佃戶交租多少，全憑福王心情。明朝制度規定，藩王無詔不得出封地。因此，他只能派屬官去催收。敲詐勒索，隨即派生。不過，這是後話了。目前福王需要解決的第一要務，是如何湊足皇帝賜給他的良田。
明朝初年，爲確保賦稅收入，朱元璋曾對全國土地進行過多次丈量，得出耕地總計850萬餘頃。正統以後，土地兼併加劇，特別是成化之後，上自皇室宗親，下至一般地主，都變本加厲地掠奪土地。到了明朝第九位皇帝弘治帝時，田畝總數竟銳減到了620餘萬頃。1573年，大學士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爲挽救危亡，他積極推行政治經濟改革。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進行田畝普查。萬曆六年，張居正主持的田畝清查結束，十三省布政司並直隸府州共得田畝701萬頃。這年十一月，以此田畝數據爲基礎，張居正再次對全國土地進行了清丈。這一次，也是繼洪武帝開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田畝普查。至萬曆十二年十二月，又清查出144萬頃土地。可好景不長。張居正死後，土地清丈的工作旋即停止。
後來，隨着朝政日益混亂，昔日被打壓的權貴故態復萌，土地兼併再度擡頭且愈演愈烈，全國的肥田沃土又被剝奪殆盡。因此，到了福王就藩時，素稱膏腴的河南，全省在冊的好地僅剩下了1萬餘頃。也就是說，即便福王將其全部奪佔，距2萬之數也相差很遠。無法，萬曆帝只能諭令從湖廣調撥良田四千餘頃，其餘欠額由山東補足。前文已述，膏腴好地幾乎被權貴盤剝殆盡。因此，湖廣和山東等省的豪強聯手抵制，竟讓朱常洵束手無策。於是，朱常洵只能從老百姓身上打主意。萬曆帝愛子心切，也派出多批特使幫腔。一時間，搞得數省民怨沸騰。那麼，這位明朝有史以來擁有最多土地的藩王會就此滿足嗎?沒有!爲了斂財，他又盯上了國家財政的大支柱：鹽稅。
1368年，明將徐達攻克元大都，以元順帝爲首的蒙元殘餘勢力退居漠北。他們不甘就此失國，故而經常南下擾邊。爲了消除隱患，朱元璋曾四次下令北伐，明成祖朱棣也曾五次北征，但都未能將其徹底剷除。在這種情況下，明政府只能調派大量精銳在數千裏的邊防線上駐防。於是，一個龐大的軍事消費區就此形成。中國北部少耕地，縱然實行了軍屯，也難以滿足軍糧所需。爲了解決這個難題，朱元璋推行起了“開中法”，即鼓勵商人運送糧食、鐵、布匹、茶葉、馬匹等到邊塞，然後封疆大吏再根據物資的多少、路程的遠近，換給商人能支取多少食鹽的“鹽引”。拿着鹽引，商人就可到指定地點領取食鹽，然後再將食鹽運送到指定的區域進行銷售。
我們知道，食鹽是人類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正是因爲它的特殊性，所以鹽引背後往往隱藏着巨大的利益。明朝的制度規定：親王每年可支取食鹽200引。比照洪武四年制定的中鹽例，這200引鹽相當於4萬斤的量。朱常洵就國後，違背祖制，要求萬曆帝將數量增加到了1300引。這麼多食鹽，福王和王府的僚屬們根本用不了。怎麼辦呢?福王有盤算，即再次奏請萬曆帝：希望准許他自行包攬倒賣。萬曆帝更是乾脆，直接一步到位。諭旨曰，“非王肆所出不得鬻”。就是說，除王府店鋪或從王府店鋪批發的，一律不得自行買賣食鹽。就這樣，壟斷食鹽買賣的福王從中攫取了大量財富。受此所累，洛陽以及附近的鹽商運鹽的積極性一落千丈，邊塞的糧食亦因此一度緊張。
老實說，若是在明中期，福王拿着這筆財富逍遙到老是沒問題的。但是，福王卻生在了明朝末期。更不幸的是，盯上福王這棵搖錢樹的還是明末義軍最大的魁首：李自成。史料記載，李自成攻打洛陽是在1641年。當時，多年征戰的明王朝能用的精銳部隊還剩下兩大支。一是洪承疇率領的遼東邊軍，二是楊嗣昌率領的平叛軍。前者正奉命開往錦州與清軍對峙，後者正四處圍剿張獻忠。也就是說，眼下福王能依靠，就只有洛陽的守軍了。可福王愛財如命，始終不願掏錢犒軍。士卒聞訊，皆憤恨大呼，“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於是，軍心即刻瓦解，一座固若金湯的洛陽城守了不到一天便被義軍攻破。福王呢?在一開始，他在奴僕的保護下，順利逃出了洛陽城。但是，長期的養尊處優，讓福王朱常洵養成了三百餘斤的體重。還沒走多久，便累得寸步難行。這時，附近的饑民，也發現了這個顯眼的目標。是啊!在這個連年饑饉的年代，能養就如此體重者，除了達官貴人又有誰呢?於是，義軍的追擊部隊得報後，迅速將其生擒。
對於福王的下場，《明史》說他是被亂兵所殺。但出於對福王的憤恨，人們卻多願相信明末清初的學者彭孫貽在他的作品《流寇志》中寫的那樣：李自成等義軍爲慶賀勝利，專門舉辦了一場酒宴。宴會上，義軍將福王斬殺，然後將他的屍體和鹿肉混雜，併名之曰“福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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