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分三國，三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中國歷史上南北對峙、軍閥割據混戰的情形比較多，但是三國鼎立卻僅此一次。延續四百多年的大漢王朝，曾經強盛輝煌無比。那又是什麼導致東漢王朝最終滅亡，天下大亂，從而開啓了三國這一個精彩的歷史時期呢?這一切的根源都要從黨錮之禍說起。
黨錮之禍指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當時的言論以及日後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並認爲黨錮之禍傷漢朝根本，爲黃巾之亂和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簡單來說，其實就是士大夫集團和宦官集團的相互爭鬥中，由於皇帝支持宦官集團，打壓士大夫集團。
首先需要介紹一下東漢後期特殊政治環境，東漢從和帝開始，皇帝大多是孩童或少年即位。因皇帝年幼，皇太后臨朝稱制。她們缺乏治理經驗，便依靠父兄輔政，這就造成外戚專權的局面。皇帝長大後，利用宦官剷除外戚勢力，又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士人投入到反對宦官、外戚專權的鬥爭，逐漸形成一股極有影響的社會力量。“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而到了桓帝、靈帝時期，朝政基本由宦官把持，士大夫集團對於宦官的仇視必然遭到宦官的報復，於是出現了“黨錮之禍”。
當時士人集團主要以太學生和在朝官吏爲主，太學當時有學生3萬餘人，學生領袖郭泰、賈彪與朝中大臣李膺、陳蕃、王暢等交往，相互敬重、讚賞。太學裏流行一種說法：“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與此同時，太學生們對朝中大臣、地方官員及社會名流進行畫像與歸類，“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外號在社會上廣爲傳頌。太學生與朝中大臣掌握了當時社會的輿論主流，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宦官集團感受到威脅，所以他們不斷在皇帝面前進讒言，最終促使兩次“黨錮之禍”。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士人和宦官的鬥爭進入白熱化，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很多官員。而且將李膺等人關入北寺獄，還把杜密、範滂和陳寔等被劃爲“黨人”的二百多人被捕下獄。雖然在延熹十年(公元167年)6月，漢桓帝大赦，釋放了黨人，但將他們的名字造冊登記，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終身不許再出來做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漢靈帝即位初期的第二次“黨錮之禍”更加嚴重，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範滂、虞放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在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八年之後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這次的禁錮直到公元184年黃巾之亂爆發，黨人纔得到赦免。
經過這場浩劫，天下儒生幾乎被清洗一空。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賢能忠義進步勢力遭到徹底摧毀，宦官專權達到了歷史的頂峯。歷史上普遍觀點認爲：兩次“黨錮之禍”嚴重損傷了東漢王朝的根本，所謂“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宦官更加爲所欲爲，殘害百姓，因而激起民變，釀成黃巾之亂。士大夫、豪強離心，於是黃巾之亂以後羣雄並起，東漢最終走向了滅亡，豪強割據兼併最終開啓了三國鼎立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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