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三國的經濟狀況，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古代經濟和現代經濟一樣，都存在着一個受歷史大環境影響的問題，尤其是大規模的戰爭。三國也是這樣，三國是從東漢末年全國範圍的軍閥混戰中脫胎出來的，自然會不同程度上受到戰亂的影響。所謂“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我們就來算一算三國的經濟賬。
處在戰亂背景下的三國時代，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摧毀破壞，尤其是中原地區。最能體現一個時期社會生產力是否遭到嚴重破壞的是人口數據，而且人口的多少，和朝廷徵收賦稅的多寡直接掛鉤。三國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我們先來看一看東漢全盛時期的人口數據，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官方統計的戶口數爲一千零六十七萬，人口數爲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如果以曹魏統治的地盤人口來算的話，中原地區共有人口三千一百三十八萬。而到了近百年後的魏晉禪代之際，曹魏人口只有四百四十三萬。根據現有史料來看，從黃巾起義經過軍閥混戰以來，中原人口急劇下降了十之八九。陳羣說魏國總人口不過能抵上漢朝全盛時的一個大郡人口稍誇大了一些，東漢人口最多的郡是荊州的南陽郡，約爲二百四十三萬。其次是汝南郡，約爲二百一十萬。魏國總人口抵上漢朝兩個人口大郡，比較合理一些。當然，這裏說的曹魏人口是官方統計的在編人口數據，是朝廷可以徵入賦稅的人口量。因爲
軍閥混戰，世族豪強兼併土地人口的現象非常嚴重，有許多農戶都被豪強們強行隱藏不報，就是“蔭戶”。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爲，如果加上豪強們隱匿不報的蔭戶數量，再加上曹魏的官方統計數，曹魏總人口大約在二千萬上下浮動。雖然曹魏與吳蜀的戰爭不斷，但中原地區自曹操統一後，就沒有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人口恢復性增長是必然的。關鍵的問題就是豪強隱匿的人口數量居然吞佔了全國總人口的80%!
蜀漢和東吳的人口統計和曹魏差不多，蜀漢滅亡時的在編人口只有九十萬，而東漢全盛時期的益州人口有七百二十七萬。益州並沒有像中原那樣遭受到大規模的戰爭破壞，人口怎麼會憑空下降近十分之九?歸其原因，無非是豪強隱匿人口。
東吳在編人口大約是曹魏在編人口的一半，公元280年東吳滅亡時，有二百三十萬人口。當然東吳的實際人口數遠不止此，東漢全盛時期的揚州、荊州、交州共有人口九百三十多萬。不過東吳受戰亂的波及程度比較大，人口銳減是可能的，但也不可能憑空死去七百萬，無非是被豪強們隱匿了蔭戶。有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壯勞力，一方面可以耕種土地，朝廷可以徵收賦稅吃飯。另一方面，朝廷也有充足的兵源。當然能參軍的壯勞力畢竟只是少數，多數勞力還是被拴在土地上。
在小農經濟中，土地的開發(糧食的產量)除了與勞動力的數量掛鉤外，還與政治形勢有很密切的聯繫。東漢順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全國共有可耕作土地近三千五百萬畝，多數集中在黃河流域地區。東漢末年的戰亂導致了勞動力的大量減少，大量土地荒蕪，糧食產量的銳減，出現了“人相食”的悲慘局面。軍閥混戰時，他們手上的糧食也並不寬裕，甚至連弟兄們的軍餉都發不出。袁紹發給弟兄們的“工資”是桑葚果和棗子，袁術更絕，發給弟兄們的是水草和田螺。
曹操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但曹操比袁紹等軍閥有眼光，如果成天拿棗子糊弄弟兄們，弟兄們早晚要是餓急的。曹操的辦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屯田。中原地區缺少的不是肥田沃土，而是勞動力。戰亂雖然造成了大量傷亡，但人口基數還是有的，只是爲了避戰亂，許多百姓都藏進了山裏。曹操通過各種手段，徵募百姓，在許昌附近實行了大規模屯田。許昌屯田試驗大獲成功，很好地解決了軍民的吃飯問題。此後，曹操下令在各州郡推行屯田法，設立田官，監督指導屯田工作。曹操最終統一中原，和屯田制有最直接的關係。
蜀漢的情況和曹魏略有不同，中原地區遭受戰亂的破壞程度非常嚴重，而益州地區除了劉備入川時的戰爭稍具規模，但破壞程度一般。益州的經濟基礎沒有受到太大的破壞，再加上諸葛亮非常重視糧食生產，益州基本上實現了“足食足兵”。東吳受戰爭的影響比較大，尤其是荊州，連年戰亂。直到吳黃武五年(公元233年)，陸遜還要求孫權允許荊州諸將開拓農田，理由是“所在少谷”。
屯田是三國普遍的耕作方式，軍隊在無戰事時就地開墾荒地，比如東吳設有“典農校尉”，職同郡守。典農校尉的任務就是在轄境內拓荒屯糧，以備戰事之需。
賦稅主要是指算賦(成年人交納的稅金)和口賦(未成年人交納的稅金)，就是人頭稅。此外還有貲金(家庭財產稅)，均以貨幣結算。在算賦之外，還有一種附加的收稅方式，就是“更賦”。因爲成年人通常要承擔國家下達的勞役任務，這是法定義務。如果成年人不想勞役，也有變通的辦法，就是可以出錢交給朝廷，以錢代役。朝廷可以通過徵收上來的更賦錢，另尋他人完成勞役。算賦、口賦的制定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隨意性很大，老百姓苦不堪言。本來種糧就沒多少收成，被官府砍去了一部分之外，還要交納人頭稅。第一個廢除人頭稅的，不是別人，正是一代梟雄曹操。人頭稅是按個人計算的，一戶有五人，就要交五份人頭稅，以此類推，這樣的收稅方式對人口多的家庭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這種情況下，徵收實物就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收上來貨幣，又不能吃銅錢，還是要用錢來購買實物。與其這樣麻煩，不如直接徵調實物。糧食的徵收有田租這一塊，所以實物徵收主要是絹布。歷史上稱這種用徵收實物取代人頭稅的方式爲“戶調”。戶調改變以個人爲單位計算的徵收模式，而是以家庭(戶)爲單位。東漢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平定河北後，下達了歷史上第一道戶調令。曹操規定以後每戶除了田租之外，另外只需交納二匹絹、二斤棉。
其實早在建安五年，曹操就在統治區試行了戶調製度，效果不錯，然後正式推行。另外，曹操還減輕了田租，規定每畝可耕地上交四升穀子，已經算得上是薄賦了。曹操統一河北之後，中原地區的農業出現了恢復性增長，和曹操實行的薄賦輕役政策有很直接的關係。與曹魏隔江對峙的東吳政權，並沒有實行戶調製度，而是繼續實行算賦和口賦的徵收方式，所以東吳百姓的負擔最重。
至於蜀漢，因爲史料嚴重短缺，不清楚蜀漢是否實行了戶調製度。在蜀漢滅亡後，中原士人在討論諸葛亮北伐得失時，曾經說了這麼一句話：“諸葛亮……無歲不徵，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蜀漢因爲連年興兵北伐，發動百姓服勞役是在所難免的，甚至包括婦女。楊洪在諸葛亮問他是否應該強攻漢中時，說過：“男子當戰，女人當運。”不過這都屬於正確的勞役範疇。關鍵是“役調”中的“調”字做何種解釋?在我們的印象中，蜀漢國土狹小，再加上不斷髮動戰爭，經濟壓力可想而知。實際上蜀漢經濟的整體基礎還是不錯的，蜀漢與魏、吳的經濟形態相比，有一個特別的地方。蜀漢的經濟支柱，除了糧食之外，還有生產力強大的紡織產業。
在小農經濟社會裏，耕種土地是政權的立國之本。不過僅靠種糧吃飯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有許多副業產生出來的財政收入來支撐政治機器的正常運轉。除了種糧外，還有種植經濟作物，比如桑麻，以及飼養畜類。在畜類飼養中，最重要的是養馬。古代的馬，就相當於現在的重型機械，馬不但能耕種，還能騎乘，最重要的可以組成戰鬥力最強悍的騎兵部隊。
北方產馬區主要集中三個地區：遼東、漠南、隴西。這三個產馬地區或處在曹魏控制之下，或與曹魏接壤，所以曹魏佔了這個便宜，戰馬來源不成問題。蜀漢的情況比曹魏要差一些，但蜀漢的北方邊境和傳統的隴西產馬區接壤，和羌氐來往密切，也能獲得大批優良的隴西馬。東吳比蜀漢還不如，馬源幾乎爲零。東吳的戰馬一般有兩種來路，一是與魏蜀作戰時俘獲的，一是吳蜀聯盟時，蜀國贈送的。東吳和曹魏短暫的蜜月期間，曹丕也送給孫權一些戰馬，但數量不多。蜀漢則出手很大方，有一次就給了東吳二百匹戰馬。蜀漢不定期地向東吳贈送馬匹，有時東吳還能放下臉面，到蜀漢求馬。
在以上兩種得馬方式外，孫權意外地獲得第三種方式：與遼東軍閥公孫淵結盟，獲得遼東戰馬。孫權可着勁地巴結公孫淵，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馬。不僅是遼東的馬源，甚至是高句麗的馬匹，孫權都得到過。有次高句麗送給孫權數百匹優良戰馬。孫權知道沒有馬，他就沒法對付曹魏，開拓馬匹來源，是孫權的重要工作。
在古代的經濟社會中，除了土地、絹布、貨幣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財政收入大宗，就是鹽利。漢末三國時期，雖然連年戰亂，但鹽利的問題依然受到了統治階層的高度重視。鹽利是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所以鹽一直是官營的，但因戰亂，政府已經失去了對採鹽權的控制。私人霸佔鹽池，財富都流入了個人腰包。衛覬建議通過強行的國家行政手段將鹽池的開採經營權收回來，然後實行專營，用賣鹽的收入購買國家需要的戰略物資，同時改善百姓的生活條件，穩定人心。曹操認爲此議可行，只要霸住了鹽池，就不愁沒錢花了。如果不是兜裏缺銀子，曹操也不至於去掘古人的墳頭，發死人財，落得萬世罵名。
中原地區的主要鹽產地有河東、太原、渤海、雁門、漁陽、隴西、關中等地。鹽一般產於天氣乾燥少雨的地區，比如涼州的武威、酒泉，雍州的長安、天水、南安等地。在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間，涼州刺史徐邈就修復隴西鹽池，司馬懿建議從冀州抽調五千精壯農夫赴關中採鹽。魏國通過賣鹽發家致富，蜀漢也有辦法靠賣鹽發財。蜀漢境內有許多著名的鹽產地，比如臨邛、朐肕、西充國、牛鞞等地。與中原地區的鹽池不同，西南地區的鹽是通過開發鹽火井取得的。益州的鹽產量非常豐富，賣鹽利潤非常高。劉備剛定益州時，就非常重視鹽的開採銷售工作，置鹽府校尉、司鹽校尉，專管鹽、鐵。在蜀漢政府的財政收入中，鹽利佔了相當大的一部分。
東吳的食鹽開採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主要是通過煮鹽來賣錢。東吳的產鹽地主要有海鹽、高要、番海等地，都是沿海地區。東吳也設有司鹽校尉，專門負責鹽務。東吳的鹽產量是非常豐富的，東吳大將朱桓死後，因家境貧寒，孫權賜給朱桓家人五千斛鹽。當然辦喪事用不了這麼多鹽，這些鹽可以到市場上銷售，換取現錢。
以上就是三國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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