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國君問晏子，忠臣是怎樣侍奉君王的?晏子回答：有難時不陪他死，逃亡時不跟他走。齊君不悅地說，這樣能算是忠臣嗎?晏子回答說：“臣子的進言若被採用，臣子的策謀若能聽從，國家不可能有難，君王也不至於流亡，用得着臣子去殉難和護送嗎?反之，因爲昏聵不明而導致國家危難、君王逃亡，隨同殉難等於白白送死，隨同逃亡則是違心之舉。所謂忠臣，就是平常能夠讓君王向善爲民、勵精圖治，而不是等到危亡時與君王共同赴難。”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當末路皇帝朱由檢自縊的消息傳來，大學士範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等15人相繼殉難。像這樣隨同君王殉難的臣子還有很多，後人對他們的評價也很高，以爲他們是人臣之楷模、社稷之棟樑。其實，這是一種歷史的假象與錯覺，真正發揮利國利民作用的不是忠臣，而是良臣。那些所謂的忠臣大多是大廈將傾時無奈殉身，而不是未雨綢繆時力補天闕;他們看重的是個人名節，而不是天下興亡;效忠的是舊制度和獨裁者，而不是社稷與蒼生;既不是良臣，更不是功臣。
作爲齊國名相，晏子不贊成也不屑去做這樣的忠臣。在他看來，真正的忠臣應是社稷之臣，應當效命於國家，而不屬於某一位君王。就是說，社稷的利益高於君王，臣子可以與社稷共存亡，而不必與君王共危難。齊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熱食和皮衣禦寒，被晏子以自己是立於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針之臣，而不是掌管衣食供奉的官爲由斷然拒絕。之後，景公在晏子面前總是按照君臣禮節行事。這也說明，那時的臣子對職責以外的事可做可不做，而且有權不做。可後來有些君王不論公事還是家事、私事都安排臣子去做，臣子不僅不會拒絕，反而引以爲榮。如漢文帝痔瘡發作，疼痛不已，官至上大夫的鄧通爲了謝主隆恩，竟然接連幾次爲他吮吸膿血。
管子、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思想家，之所以能夠提出並堅持社稷之臣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學養修爲外，與當時的君臣體制也有很大關係。同後來那種君尊臣卑、高下分明的倫理不同，先秦儒家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臣事君以忠”要以“君使臣以禮”爲前提。“忠”的含義也不是無條件地順從，而是“逆命而利君謂之忠”，臣對君不可以欺瞞，但可以冒犯。孔子甚至認爲，君王愚頑不聽勸，臣子可另投明君。孟子則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在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那裏，臣子之於君王，不僅關係對等，而且積極能動。加上臣子的學識、智謀和能力大多高於君王，君王對臣子的依賴性比較強，君能選臣，臣也可以擇君;臣只對社稷安危盡忠，而不必爲君王的愚蠢負責;臣奉獻於君的只是智謀和體力，並不包括人格和自由。這在晏子身上體現得尤爲突出，在他的話語系統中，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願效犬馬之勞”甚至“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之類自傷人格的詞語。他爲了社稷可以弊衣簞食、鞠躬盡瘁，卻不會毫無尊嚴地把自己“貸與帝王家”，這種“爲臣不賣身”的獨立人格和操守，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