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帝王在制定朝綱、駕飄羣臣、發展經濟、政治謀略、軍事手段思想文化、民族關係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推動着歷史的進程。作爲開國皇帝，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他們都是當時的成功人物。解讀開國皇帝，剖析中國歷史，還原其真實的面目，可以讓我們從中學到寶貴的人生智慧。今天小編就給大家講講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
趙匡胤以仁德治天下。在建國之初，他以寬容的氣度包容了後周的舊臣和周世宗的兒子;在治國的過程中，他對待將士和敵人將領也顯示了一代仁君的寬容風範。對別人顯示出寬容的氣度，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寬容，對自己來說，是體現了自己博大的胸懷，使自己的眼界豁然開朗。對別人來說，做過的錯事能夠得到原諒，勢必產生一種知恩圖報的感激之情，爲己所用。被後人稱爲寬厚仁慈的趙匡胤，在這方面做的要遠比曹操高明許多即使是對待敵人，趙匡胤也充分體現出寬容和大度，不濫殺降卒，不驚擾地方，每攻佔一地，必先安民，更何況對待自己的文臣武將呢?
早先趙匡胤在遊歷期間，曾一度衣食無着，到達當時的復州(今湖北天門)時，他去投奔父親原來的同僚、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希望王彥超能看在父親的面子上，收留並提攜一下自己闖出一番事業。可是，當時王彥超看到趙匡胤窮困潦倒，不願收留他，只是看在他父親面子上拿出十貫錢便打發了趙匡胤。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沒想到後來趙匡胤竟然當了皇帝，王彥超反而仍是一個臣子。一天，趙匡胤在宮中設宴招待羣臣。酒酣耳熱之時，趙匡胤偶然發現了正在座席之上的王彥超，不由想起了當年他流落時的窘況和十貫錢的事。
趙匡胤忍不住便問起王彥超：“昔日我落魄之時，到復州投奔於你，你爲何將我拒之門外?”王彥超一聽此話，立刻嚇得酒意全無，驚慌中答道：“當時臣下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刺史而已，一勺之水哪裏能夠容得下您這條神龍呢?假如臣下我當時收納了陛下，陛下怎能有今天呢?”趙匡胤聽後，覺得回答巧妙，遂撫掌大笑，繼續與大家喝酒作樂，此事也從此打住。事後，王彥超還擔心趙匡胤會對自己不利，但最終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王彥超的官場生涯一直比較順利。
趙匡胤在流浪期間遇到的另一件尷尬的事情是在隨州(今湖北隨州)。時任隨州刺史的董宗本也是趙匡胤父親的老友，他雖然顧及老友的面子，收留了落難的趙匡胤，但他的兒子董遵誨卻打心眼裏看不上趙匡胤，這個遠道而來的流浪者，經常藉故羞辱、打擊趙匡胤。趙匡胤經過磨歷也深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道理所以處處忍氣吞聲，讓着董家這位少爺。趙匡胤當上皇帝后，董遵誨也在朝中爲臣，任驍武指揮使，每次見到趙匡胤都是心驚膽戰，生怕趙匡胤提及舊事，治自己的罪。
有一次，趙匡胤在便殿之上召見董遵誨，董遵誨以爲趙匡胤要和他算老賬，自忖死罪難逃，便要自殺。他的妻子卻表現出了不凡的見識：“等到皇上要你死時，再去死爲時，不晚。萬乘之主，豈會小肚雞腸同你計較過去的一點私嫌舊怨?”在董遵誨朝見之時，有人因爲聽說皇上，的舊事，以爲趙匡胤要治罪於他，便趁機上奏董遵誨的不法罪狀十餘條。企圖落井下石，置董遵誨於死地。然而，如乎大家意料的事情發生了。趙匡胤不但沒有治罪於董遵誨，反而令左右將他攙扶起來，和顏悅色地對董遵誨說：“我現在正在赦罪賞功，怎麼還會算計以前的不快之事呢?你不要有什麼顧慮，我仍然會重用你的。”董遵誨聽完，深受感動，感激趙匡胤不念舊惡的寬大胸懷，決心以死效忠於皇上。
後來，董遵誨受命鎮守邊地，爲通遠軍使，十分盡力，屢立戰功。當董遵誨派人赴京向趙匡胤進獻良馬時，趙匡胤將自己所穿的珍珠盤龍衣脫下來賞賜給他。大臣們紛紛反對說，臣子不能穿這麼貴重的衣物。趙匡胤卻說：“我與董遵誨的關係不同於一般人，用不着計較很多。況且，我派他爲國家戍守邊地，也不能計較太多。”另外，當趙匡胤得知董遵誨的母親流落在契丹人控制下的幽州，母子多年未得相見的情況後，多方設想，重賂邊民，將他的母親偷偷地接回來，使母子二人團聚。所有這些，都讓董遵誨一家感激涕零，還怎能不爲皇帝肝腦塗地、鞠躬盡瘁呢?
趙匡胤一向治軍嚴明，對於膽敢違抗軍令、不服從軍紀的將士，他，一律按軍法從事。即使是屢立戰功的宿將老友，趙匡胤絕不縱容姑息，也能功過分明，獎功罰過。王全斌在國家統一過程中戰功卓著，屢次受到嘉獎，並得到雪夜千里送裘衣的殊榮。但他在伐蜀時違背軍令，擅自妄爲，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遭到趙匡胤嚴厲斥責，最後丟官去爵，老死鄉里。對於讀書人，趙匡胤一向是寬厚大度的，這不僅大大提高了文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而且文人犯了過錯，一般都會得到較輕的處罰。然而，人貴在有自知之明，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錯誤，那麼等待他的將是嚴厲的處罰。
對於違反法令的官員，趙匡胤依律辦事，尤其對那些貪贓枉法之徒，用《宋史·刑法志》中的話來說，就是“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趙匡胤對玩忽職守的官員，或減俸或免官，或除名或降職。建隆二年(961年)，大名府館陶縣民郭贄狀告官員括田不均。趙匡胤當即派人前往覈查，查清後，將縣令程迪施以杖刑並流放海島，將括田使常準連降兩級。對枉殺百姓、草菅人命的官員，大多處以極刑。即使當時沒有發現，後來被人告發屬實的，也同樣予以追究嚴懲。據記載，開寶元年(968年)，監察御史楊士達因“鞫獄濫殺人”而被處以棄市之刑。
對於貪贓受賄、以權謀私的官員，大多視其貪賂的數量而量刑，一般處罰都比較嚴厲。因此，死於此事的官員也相對較多。僅開寶四年、五年這兩年中，就有六位大臣犯此類罪行而被處以棄市或杖殺。其中，有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興因“監陳州倉受賄”而被棄市，監察御史間丘舜因“通判興元府盜用官錢九十萬”而遭棄市，太子洗馬王元吉因“知英州受贓不法”而被棄市，殿中侍御史張穆因“通判定州犯贓錢百萬”而遭棄市，右拾遺、通判夔州張恂因“受贓”而被棄市，內班董延諤因“監車營務盜粟，累贓數十萬”而遭杖殺。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一直是儒家治世的千古良言。對別人寬容，並不是說明自己軟弱，而是一種心態、一種修養。它包含的哲理其實非常深奧，也只有懂得此理的人才能夠熟練地運用這種技巧。俗話說，與人方便，便是與己方便;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要窮追猛打。寬容之心與狹隘之心對比，更能顯示出不同的效果，一個是收天下之心爲己用，一個是奪己之財富於無形。對於智者而言，大多以寬厚見長，因此也爲自己留下一個寬厚的好名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