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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時期的武將沒有地位趙匡胤得負責任嗎 應該算在此人的頭上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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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經濟強盛,軍事卻不相匹配,常被人詬病。平遼不得,還讓西夏坐大,面對金國更是被橫掃。要找責任人的話,這口鍋經常被扣在趙匡胤頭上,沒辦法,誰叫他是開國之君,杯酒釋兵權又太過出名,這個鍋他不背誰來背。

不過如果細究起來,宋朝兵制的改革起自太祖,但在太祖和太宗朝,軍隊的戰鬥力卻並不低。

趙匡胤平定荊湖、西川后,目標直指契丹,幽雲十八州成爲他的終極夢想,爲此他需要拔除受到契丹支持的北漢。終太祖一朝,不斷髮起北伐,太宗即位後繼續太祖的政策,終於滅掉了北漢,此後更是更進一步,揮軍直指幽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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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祖和太宗兩朝,開國宋軍算得上是百戰之師,戰力強悍,武人的地位也不算低,爲啥呢,是因爲戰爭需要。歷次北伐,領兵的主官都是武將,即使到了趙光義發動的最後一次北伐:雍熙北伐。三路大軍領兵的也都是武官,東路軍曹彬、西路軍潘美、中路軍米信,都是百戰宿將,可見宋軍在開國之初武將頗受重用,軍隊也還能一戰。

如果一定要爲宋朝之後武將地位低下,軍隊不復戰力找個人負責的話,很大程度得算到宋真宗趙恆頭上。

宋朝時期的武將沒有地位趙匡胤得負責任嗎 應該算在此人的頭上纔對 第2張

爲啥是趙恆呢,首先趙恆此人性格懦弱,在史上都有公論。

趙恆懦弱的性格,應當與他的成長有關。

在真宗被立爲皇太子之前,長子元佐因爲反對父親迫害叔父廷美,而被廢爲庶人;次子元僖很得太宗的喜愛 , 但是正當盛年而暴卒,被追贈爲“恭孝太子 ”。

元僖之死對趙光義打擊很大,後來不得已,纔在寇準的勸說下立真宗。在京師老百姓稱讚真宗爲“少年天子 ”時,太宗很不高興,說 : “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 ? ”在這樣的壓力下,趙恆養成了微小謹慎的性格,即使如此,太宗駕崩後,王繼恩、李昌齡、胡旦等人還圖謀立廢太子元佐爲帝,如果不是呂端保全,真宗即位的概率實在不容樂觀。

這些經歷使得真宗性格與太祖太宗迥異,奉守中庸之道,不以開拓爲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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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表現到外在,就是真宗在澶淵之盟的窘態。

真宗親征澶淵,是在萬分不情願的態度下,經過畢士安、寇準等人的極力鼓勵與勸說,方纔勉強同意。

強扭的瓜不甜,即使親征,真宗所想的與主戰派大臣不同,不是如何打敗遼軍,而是如何儘快脫身。

對於澶淵達成合約的條件,真宗的底線是不割地,至於歲幣則可不惜代價,“若屈已安民 , 特遣使命,遣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爲辭 , 則必須絕議。”。

遼軍撤退,宰相寇準建議進一步擴大戰果,真宗回答 : “數十年後 , 當有御之者。”

很顯然,真宗本人把抵禦外敵的任務甩給了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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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子孫們能不能爲祖宗還願,還得看國策,澶淵之盟後,宋朝的皇帝們已經不具備這個能力,原因還是要歸結到真宗。

“澶淵之盟”以極小的代價換來了宋遼之間長久的和平。本身算得上是一筆合算的買賣。

但它背後所帶來的影響,卻是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

太祖太宗兩朝,遼國都是假想敵,宋朝在邊境集結重兵,嚴加防備。

澶淵之盟後,情況就變了。在盟約裏有這麼一條,“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也就是說,只能維持現有的軍事設施,不得再有修築城池,加固堡壘,挖掘河溝等動作。

如果只是這樣,北宋在邊境保留現有的軍事力量,不說能確保萬無一失,至少能進行有效防禦,那也不算太離譜。

問題在於,合約達成後,宋朝的戰略目標就變味了。遼宋是兄弟之國,友好鄰邦,駐紮那麼多軍隊幹嘛,還不如撤回來,既節省軍費,又能在內地機動,也就是成了“外虛內守”,收縮了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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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上的變化帶來了軍事制度上的變化。

之前北宋執行良好的馬政逐漸失效了,不管是官方養馬還是民間養馬,逐漸都被荒廢。後人一再說宋朝缺少戰馬,其實在北宋初期是不缺的,只是從澶淵之後馬政荒廢才真正開始缺少戰馬。

軍隊則無事可幹,遊手好閒,流連於瓦舍勾欄,並且以經商爲主業,帶來的後果是:

“爲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政行,而撾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 ,披堅執銳之士 , 化爲行商坐賈者 , 不知其幾。”

這樣的軍隊,戰鬥力就可想而知。北宋後期除了西北邊軍因爲要防備西夏還有點戰鬥力,其他就沒法看了,被金軍一路橫掃也就不奇怪了。

澶淵之盟取得的和平被宋朝不少君臣所肯定,“太祖開萬世之基 ,太宗定四海之難 ,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

於是子孫們都想效仿,金國攻宋以來,徽宗欽宗不斷派出使者想再來一次,並在在靖康元年和金國達成合約,代價是每年交納歲幣費“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

至於結果,所有人都知道了,第二年金人就撕毀合約再次攻宋,靖康之恥成爲中國歷史上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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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澶淵之盟成爲一個樣板,後世官家們遇到戰和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哪怕已經碰得頭破血流還要擡出澶淵來說事,可以說它影響到了國策。

所以,不要說宋太祖、宋太宗重文輕武,在趙大趙二執政時期,武人地位雖不見得多高,卻是實打實受到重用的,只是從真宗澶淵之後的國策調整,武人地位一路下滑,受制於文官而不得復有掌兵之實,強如狄青也只能鬱鬱而終。

真宗心心念唸的“數十年後 , 當有御之者”,結果是範雍、韓琦之流雖稱名臣,經略西北卻被李元昊打得落花流水,若要追究原因,趙恆實在是逃不掉。

不管是從思想上還是行動上,趙恆之後,北宋官家們都失去了進取心,失去進取心不算,還失去了警惕。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國家失去了憂患意識,結果是啥呢?北宋的滅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這句話,雖然出自東周時期的《左傳》,即使在今天來看,也是非常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