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唐朝時期疫情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貞觀時期的23年中，唐朝至少發生大規模疾疫7次，平均3.3年一次，東西南北四方邊患更是此起彼伏。而將這些挑戰當成磨刀石和踏腳石的大唐，最終踏平坎坷，磨礪出中國歷史上的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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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是大唐歷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
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來，在重臣魏徵、房玄齡、長孫無忌等人的輔佐下，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堅守“撫民以靜”的治國路線，勸課農桑，輕徭薄賦，救災備荒，糧食生產連年取得大豐收，“至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百姓生活豐衣足食，經濟實力顯著增強。
太宗遂下詔要在來年即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二月封禪泰山。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語境中，封禪泰山是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的重要象徵，標誌着唐朝治世局面的出現。然而，一場不期而遇的疾疫，似乎要打亂大唐走向盛世的步伐。
疾疫內憂
貞觀十五年三月，澤州(今山西省晉城市一帶)發生疾疫。李唐當年就是從山西太原起兵奪取天下，因此山西在唐朝政治版圖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被視爲“龍興之地”,這裏出現疾疫非同小可。而且山西緊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長安，稍有不慎，疫情就有向首都逼近的危險。
第二年夏天，“谷、涇、徐、戴、虢五州疫”，谷州(今河南省新安縣一帶)，涇州(今甘肅省涇川縣一帶)、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市一帶)、戴州(今山東省菏澤市一帶)、虢州(今河南省靈寶市一帶)幾乎同時發生大面積疾疫，“死人甚多”。
這不是唐朝第一次面臨疾疫威脅。貞觀十年(公元636年)，“關內、河東疾病”，關內道(下轄函谷關以西包括長安在內約27個州和單于都護府)、河東道(下轄黃河以東約18個州)就發生疾疫。當時全國劃分爲十道，這次疾疫覆蓋了20%以上的土地和人口。太宗憂心如焚，“命醫賚藥療之”，下令派遣朝廷醫官攜帶醫療物資，赴各州縣醫治感染百姓，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有了貞觀十年的經驗，朝廷處理這次疾疫時已經頗有章法。太宗的主要舉措仍然是“遣醫就療”，由中央朝廷統一派遣醫官到地方組織醫療救治。畢竟，相較於當時的地方州縣，長安的醫療體系更爲完備，醫官的醫術也更加精湛。只有朝廷直接調度疾疫防控，才能在疫情最開始就迅速切斷傳染源。貞觀十六年，太宗又增加了“遣賜醫藥”的措施，即由地方官配合朝廷醫官，免費向百姓發放醫藥物資，使病患得到及時救治。
根據有關學者對唐代防治疾疫的研究，當時太宗和朝廷採取的防治舉措應該還有很多。比如，設置單獨醫療機構，對患病百姓進行隔離和集中治療，很多寺院都被用來作爲收容救治場所;及時掩埋因感染疾疫而去世的百姓遺體，避免病毒再次傳染;調撥糧食救濟疫區百姓，減免當地甚至全國租稅，爲糧食生產和經濟生活恢復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朝廷出面開辦具有慈善機構萌芽性質的病坊，收治貧病百姓，鼓勵民間自發的救助行爲;在各地宣講《神農本草經》等醫書中的醫學知識，大力打擊巫術迷信，等等。
靠着這些出臺及時、落實有力的舉措，貞觀十五、十六年的疾疫發生範圍被嚴格控制在三五個州之內，避免了向其他州縣的蔓延，使得朝廷有足夠精力處理更爲棘手的問題。畢竟這年大唐面臨的威脅不只疾疫內憂，還有國防線上的外患。
邊防外患
薛延陀是唐朝北部的遊牧民族，居住在大漠以北，早先被唐朝最大的敵人東突厥控制，雙方曾結盟共同對抗東突厥。唐朝攻滅東突厥後，薛延陀真珠可汗逐步佔據了東突厥故地，成爲唐朝北部邊防的新威脅。爲制衡薛延陀，太宗復立忠誠於己的東突厥王族阿史那思摩爲可汗，使其統治大漠以南，作爲唐朝與薛延陀之間的緩衝。真珠可汗對此不滿，一直伺機將其吞併。
貞觀十五年，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聽說太宗要赴泰山封禪，分析局勢認爲，“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決定趁唐朝注意力集中在東方、無暇顧及北邊之際，一舉解決思摩這個臥榻之側的心腹大患。十一月左右，真珠可汗派長子大度設率二十萬大軍突襲思摩。思摩擋不住，率部退到長城以內，固守朔州(今天山西省朔州市一帶)，緊急向唐朝求援。
薛延陀的情報工作做得太不到位。其實早在六月二十六，太宗就因“有星孛於太徵”天象異常，下詔停止封禪事宜。停封泰山之事，顯示出太宗不圖虛名的自信，畢竟百姓的真實感受比盛大的封禪儀式，更能彰顯盛世氣度。更重要的是，唐軍主力沒有再繼續東調保障封禪，而是一直對薛延陀的異動保有足夠警惕。收到思摩的告急後，太宗於十一月十六派名將李勣等人，率十餘萬軍隊救援朔州。
思摩退入長城後，根據太宗的指示，實行了堅壁清野的政策。薛延陀意在速戰速決，本來帶的糧草就不多，此時又無法就地取糧，戰馬幾乎把樹皮都啃光，士兵也是食不果腹。敗相已現的大度設爬上長城，極盡詬罵羞辱思摩之能事，企圖刺激其出城決戰。
正在大度設破口大罵之時，李勣率大軍趕到。大度設明白大勢已去，趕緊向北撤退。李勣和思摩率六千精銳騎兵連夜追擊，一場惡戰下來，斬殺薛延陀三千人，活捉五萬人。大度設帶殘兵敗將逃到漠北，又遇天降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
經貞觀十五年一戰，唐朝取得了對薛延陀戰爭的決定性勝利，爲後來徹底將其消滅奠定了基礎。而無論是邊防外患，還是疾疫內憂，都不單純是醫療衛生和國防安全事件，更多是對此時朝廷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驗。
朝廷治理
按照一些學者的研究，在中國古代，對疾疫控制的強弱和疾疫持續時間的長短，往往與朝廷應對策略的有效性、官員貫徹落實的時效性成正相關。貞觀十五年的太宗和大唐，還面臨着朝廷官員玩忽懈怠、“漸不克終”的巨大風險。
貞觀十五年八月十六，太宗憂心忡忡地對身邊大臣說“朕有二喜一懼”：“二喜”是農業連年豐產豐收，北部邊境大體安定;“一懼”則是“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面對貞觀前十五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太宗居安思危。
太宗的憂慮應該和魏徵的提示有關。這年，太宗有一次問羣臣：“守天下難易?”魏徵回道：“甚難。”太宗不解，“任賢能、受諫諍，即可”，只要用對的人，聽對的話，天下自然太平，“何謂爲難”。魏徵把話挑明，“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生於憂患之時做到任賢納諫不難，關鍵是安樂之後能否不忘初心，繼續聽得進賢臣的逆耳忠言，“安而能懼，豈不爲難”。
太宗和魏徵的憂慮不是杞人憂天，朝廷部分官員不再以天下安危爲己任，一味追求太平安穩，放任矛盾潛滋暗長。貞觀十五年正月十九，甚至發生了禁軍士兵夜間向太宗寢殿亂放箭之事，幸虧沒有傷及御體。
太宗決定調動百官的積極性，鼓勵羣臣上書言事。他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魏徵回道，“陛下虛心採納，必有言者”，官員們之所以不敢說話，連禁軍造反這樣的事都不敢明奏，就是怕您不但不聽，反而怪罪，“彼畏罪，故不敢言”。太宗對此深表贊同，“然”，而且進一步發揮，“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將臣子進諫比作醫官赴疫區、士兵上戰場。
此後，太宗在魏徵的勸說下，主動放下身段，悉心接受房玄齡等人的批評監督，和重臣一起重新恢復貞觀初年直言極諫和虛心納諫的政治風氣，進而帶動整個官員隊伍士氣的提振。太宗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不但帶領大唐取得了應對疾疫和邊患的連續勝利，而且將貞觀之治推向一個新的高峯。
貞觀時期的23年中，唐朝至少發生大規模疾疫7次，平均3.3年一次，東西南北四方邊患更是此起彼伏。而將這些挑戰當成磨刀石和踏腳石的大唐，最終踏平坎坷，一往無前地磨礪出中國歷史上的貞觀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