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新武俠作家中的集大成者。丁國旗曾說：“他（金庸）的小說顯然已經超越了武俠本身，其作品在打打殺殺的背後並不是‘鼓吹仇殺’，而是‘主張和平’。他的小說真正突破了那種狹隘的、僵化的歷史真實觀，而寫出了歷史的本質真實，即藝術的真實來，這與那些高雅的‘純文學’在思想追求上並無二致。”（丁國旗：《讀孔慶東<金庸評傳>》）
金庸先生是一位以嚴肅認真的態度進行武俠創作的人。他在1972年封筆之後，還對其作品進行了長達十年的修訂。他自言，他的小說“所想描述的，是當時人的觀念和心態，不能用後世或現代人的觀念去衡量。”它們“旨在刻畫個性，抒寫人性中的喜愁悲歡。小說並不影射什麼，如果有所斥責，那是人性中卑污陰暗的品質。政治觀點、社會上的流行理念時時變遷，人性卻變動極少。”(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 的確，金庸先生正是抓住了“人性”這一不易變動的主題進行創作並取得了成功；可是，即使是他自己也沒想到，他的小說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富含現代精神。
一、民族觀
傳統的武俠小說，包括有些“新武俠”小說，都涉及了一個問題，即“夷夏之防”。即使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也有這方面的烙印。“只要是滿族人（異族），就是敵人”，《書劍恩仇錄》中就有這樣不成熟的表達。隨着視野的開闊和歷史觀的成熟，金庸的民族觀不斷髮展，這些變化也就自然地體現在他以後的創作中。如金庸筆下第一英雄蕭峯是契丹人，第一明君康熙是滿族人，而能夠在官場上和江湖中游刃有餘、呼風喚雨的第一小滑頭韋小寶，已經沒有“父親”這一本體意識，更沒有民族意識，已經分不清究竟是漢、滿、蒙、藏和回中的哪一族。“夷夏之防”在中華民族這一民族共同體內被徹底打破，“異族”和“漢族”，幾乎已經沒有了界限。
《天龍八部》中，漢族社會中成長的契丹人蕭峯，在經歷了艱苦的磨難後，最終完成了民族認同，歸屬於自己敵視了大半生的大遼國。可是他無法把漢人當作敵人，而是認識到漢人、遼人中，都有好人，也都有壞人，根本不能把漢族和契丹族說成是哪一方好，哪一方壞。他認爲宋遼之爭錯不在一方，而在於戰爭本身；戰爭使遼宋兩國邊境的百姓蒙受苦難，使遼宋兩國的將士慘遭屠戮。於是他渴望和平，渴望停止戰爭，所以他雖貴爲南院大王卻只求保土安民，絕無南犯之意。他這種思想已經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武林同輩。
蕭峯是契丹人，他的父母在雁門關外不幸爲中原武士殺死（父親沒有真死），這既可以說是“家仇”，也可以說是“國恨”。後來，他被漢人養大，受漢族文化的薰染，在思想與氣質上更接近於漢族文化的要求，形成了對漢族的認同。事實上種族沒有貴賤之分，民族性格沒有高下之別。蕭峯作爲漢人也好，契丹人也罷，他的行爲踐行的正是一條大丈夫、大英雄、大豪傑之路，但特殊的身世，使他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如果走不出來，他的結局就必定是悲劇，那就是死亡。
蕭峯悲劇的焦點集中在民族使命及他與丐幫兄弟結義之情的衝突上，或者說集中在民族利益（契丹與宋的矛盾）與文化認同（雖然蕭峯在血緣上是契丹人，而文化氣質上則與漢人中的英雄無異）的衝突上。蕭峯的生命的崩潰，始於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之時。此後，他努力地確定自己的契丹民族身份，實現自我的民族認同。但當他無意中救了耶律洪基，既而爲耶律洪基平叛而成爲南院大王，遼君派他南下攻宋時，他內心無法揮去對大宋的認同與“仁”、“情”“義”等儒家也是江湖武林人物所奉行的道德標準，於是“他只能消極地告訴自己，他會堅決保衛遼國不讓大宋入侵及制止大遼攻宋，但叫他忘卻對大宋之情，就如叫他的左手忘卻右手。”
二、俠義觀
武俠小說離不開“俠”，也就離不開了“俠義”。“俠義”是“俠”立身於江湖的道德，是“俠”稱之爲“俠”的責任。“俠義”大體包括“仁”、“信”和“義”三個方面。
段譽出身於帝王之家，所受的教育豐富而又系統，因此他的身上集儒家思想、佛教教義和道教文化於一體，於是“仁義”和“慈悲爲懷”在其身上體現尤爲明顯。起始他毫無武功，甚至沒有一點防身之術，只是滿口“之乎者也”、“佛曰佛雲”和“乾卦震卦”而行走江湖、履歷風波，顯出了十足的酸腐和書呆子氣。然而正是這種傻里傻氣，更另類地體現了他的“俠義意識”，在他的身上甚至可以看到隱約的古遊俠精神。段譽挺身制止神農幫和無量劍的衝突，雖說他自不量力、見識淺薄，可這裏面已經有了“仁”的關愛和“慈悲爲懷”的虔誠。再如，三十六洞洞主和七十二島島主爲反叛靈鷲宮而殺女童爲盟時，觸發了他的憐憫，爲其求情。雖然，“人微言輕”而致使效果不佳，但“俠”的形象卻顯而易見。靈鷲宮上，段譽代虛竹懲罰那些反叛的部屬，其實每一條都是象徵性的贖罪而已，這也正體現了“俠”的寬容。
虛竹的迂腐不次於段譽，他內心的俠意識幾乎就是“和”字和“生”字。“仇，而言和；敵，而生之”即是他的宗旨。巧破玲瓏棋局，是爲了救人於困難；誤救天山童姥，豈不是在刀下救人而生之？如果說段譽和虛竹的俠義意識過於牽強，那麼我們就來看看蕭峯的俠義意識吧。
杏子林義釋包、風二人，源於對其人的惺惺相惜，和與慕容復所謂的“神交”。聚賢莊裏的一場惡戰的直接原因是爲了救與自己不相干的少女阿朱。遊坦之爲復家仇而行刺於他，他不僅饒恕了遊坦之，而且贈銀遣回，此非大俠不能爲也。從這三件事上來看，英雄相惜（雖然慕容復不能稱之爲英雄或俠士，但其手下四賢可算得上是俠義之士了），到捨身取義，及義釋仇敵，哪一件不是大丈夫所爲？這些姑且不表，且看雁門關外，殺宋兵而救遼民；南京城郊，釋放宋民，不正是其除強救弱的俠義表現嗎？
復仇是武俠小說所共有的模式。《天龍八部》中也有一條復仇線索，即蕭峯的復仇。蕭峯的復仇帶有悲劇性和荒誕性，因爲他本人的身世就是一個謎，更不用說他怎會知道自己的仇敵是誰。在尋訪仇人的過程中義士的被殺，更使他陷入了線索中斷的焦慮和欲洗脫冤屈而不能的狀態。到最後，他卻發現自己千方百計要尋找的“大惡人”竟是自己的父親，而自己竭力開脫的“罪責”竟都與自己有關。命運的荒誕性給他開了一個多大的玩笑！而“復仇”這一個俠義中的基本主題卻被顛覆了。“復仇”真的正確嗎，真的重要嗎？
“俠義”與“仇恨”和“復仇”分不開，然而“反俠義”與“復仇”似乎有更密切的聯繫。“四大惡人”中的葉二孃因爲遭棄與失子而形成了陰騭而殘忍好殺的性格；段譽的生母刀白鳳，爲了對丈夫在外沾花惹草的多情進行“復仇”而糟踐自己的身體與一個乞丐私通，這些畸形的性格和不正常的行爲都是“復仇”中的“反俠義”形式。可是這些還不是最爲典型的，丐幫馬副幫主的嬌妻康敏，則顯得更爲陰騭和狠毒。
康敏這一人物是金庸先生運用現代心理學和美學塑造的典型人物，因此具有超時空的永恆意義與價值。這位馬伕人的佔有慾異常強烈，她那“天生的脾氣”更讓人毛骨悚然：決心佔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東西；得不到的，就千方百計把它毀掉。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現實人類心理性格，直可以與《雷雨》中的繁漪一拼。她小時候，渴望得到過年的花衣裳而不能，於是鄰居家的小女孩的花衣裳就顯得異常豔麗而扎眼，嫉妒、豔羨與憤恨使她將那件花衣裳剪得稀爛。洛陽百花會上，她陶醉於自己的豔麗，自以爲足可以使衆人傾倒，可偏偏蕭峯對她少看了幾眼，她就以爲蕭峯有意對她蔑視，決心報仇雪恥，要將蕭峯從丐幫幫主的位置上趕下來。她慫恿馬大元反叛蕭峯，而馬大元未允可，於是就勾結情人殺死了馬大元，醞釀了杏子林的叛亂。
本來杏子林叛亂已經由蕭峯平息，可康敏的聰敏和優秀的表演才能又讓所有矛頭齊指蕭峯。當阿朱刺探殺害蕭峯父母的帶頭大哥時，她卻巧妙地移禍段正淳以報私人的“情仇”。後來康敏用毒藥麻翻了段正淳後，鮮血淋淋地一口一口將肉從段正淳身上咬下來，咬一口還叫一聲“段郎”。叫得那樣甜蜜銷魂，叫得那麼心驚肉跳！她這樣做僅僅是爲了沒有做上鎮南王妃而已。康敏外表的美麗、聰慧和內心的殘忍、狠毒的極大反差，具有強烈的美學效果和現代意義。康敏是“反俠義”的典型個案，可以成爲變態心理學的研究對象。
三、愛情觀
金庸不僅在他的小說裏爲我們描繪了曲折感人的故事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爲我們描繪了各種各樣真摯的愛情。人們對自由戀愛的追求，就包含了一種現代精神。在愛情面前，男女雙方可以拋棄地位、權力、金錢和家庭，可以置世俗觀念於不顧。例如，郭靖爲了和黃蓉在一起可以完全不考慮華箏的公主地位；趙敏愛上了張無忌，可以拋棄郡主的身份，背叛自己的家庭和民族；楊過和小龍女相愛，可以頂住理學中“師徒”名分上的壓力；胡一刀找到了意中人而置大筆的財富於不顧，他說：“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
同樣，金庸在《天龍八部》中也爲我們塑造了許多執着追求愛情的人物形象和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
段譽貌似花心，實則專情；他對王語嫣的愛，純淨無瑕，始終如一，不求回報，不強佔有。爲了成全她的幸福，阻止慕容復娶西夏公主，他竟答應自己去搶這個駙馬來做。這種愛實在太上境界了吧！與他的愛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天山童姥和李秋水對無崖子的愛。她們爲愛而相互戕害：天山童姥被李秋水害得終身畸形，而李秋水又被天山童姥毀去了容貌，最後兩人還火拼而同歸於盡。當天山童姥臨死時發現師弟無崖子所愛的不是李秋水時，難以抑制內心的驚奇和歡喜，大聲呼叫：“不是她！不是她！”，然後大笑而死。天山童姥的死，成就了李秋水的勝利，可是她發現畫中的人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小妹時，成功的喜悅蕩然無存，留下的只是茫然和失落，於是她連聲驚呼：“是她！是她！”最後她叫道：“師姊，你我兩個都是可憐蟲，都……都……教這沒良心的給騙了……”她們爲愛而仇恨了一生，最後卻發現兩人根本就算不上情敵。她們愛得太自以爲是，太狹隘了。
天山童姥和李秋水並不是“俠”，她們的愛也非“俠之愛”，然而她們的結局卻說明了“愛”的方式不應該是怨毒和仇恨，而應是包容與成全。生命短暫，愛情卻給這短暫的生命賦予了意義。愛情對人們來說既可能意味着幸福，也可能意味着痛苦和悔恨，而真正的大愛則是面對痛苦與悔恨時的責任與擔當，是失去愛人之後仍然對愛情本身的執着。蕭峯的愛情就是這種，是典型的“俠之愛”。
金庸的小說，有四個場面最令我感動，我爲此多次流下過眼淚。其一和其二分別是《天龍八部》中的“阿朱之死”和“蕭峯之死”，其三是《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翠山夫婦自刎”，其四是《飛狐外傳》中的“程靈素之死”。四個場景中尤以“阿朱之死”爲最，這不是因爲蕭峯是大英雄和阿朱的美麗可愛，而是因爲他們之間的真情。金庸將阿朱的死安排在雷電交加的夜晚，類似於《雷雨》的場景，很有情感的衝擊力。當蕭峯親手打死阿朱時，“只覺自己四肢百骸再無半點力氣，不由自主跪了下來，抱着阿朱的雙腿。”蕭峯聽到阿朱問自己是否惱她，他大聲道：“我不惱你，我惱我自己，恨我自己。”說着舉起手來，猛擊自己腦袋。這是極度悔恨下很自然的反映。當阿朱請求他“不可損傷自己”時，愛情顯得如此純潔、偉大。那麼愛情究竟是什麼呢？阿朱代段正淳受了蕭峯一掌，其實不完全是因爲父女之情，還在於她想告訴蕭峯：“一個人失手害死了別人，可以全非出於本心。”這愛情可說是頗有深意。
蕭峯抱着阿朱，根本無法接受她已經永遠不會再活過來的事實。他內心是絕望的，痛苦的，渴望以死來得到解脫。蕭峯抱着阿朱，“渾不知身在何處，腦海中一片混沌，竟似是成了一片空白。”他四處狂奔，嘶聲哀號；還無數次往阿朱體內輸入真氣，渴求奇蹟的出現。然而，“阿朱總是一動也不動”。他接受了阿朱已死的事實，要把自己和阿朱葬了。當知道仇人不是段正淳時，終於拋卻了死亡的念頭，然而悔恨之情仍然強烈。金庸寫道：
他抱起阿朱的屍身，走到土坑旁將她放了下去，兩隻大手抓起泥土，慢慢撒在她身上，但在她臉上卻始終不撒泥土。他雙眼一瞬不瞬的瞧着阿朱，只要幾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是從此不能再見到她了。蕭峯跪在坑邊，良久良久，仍是不肯將泥土撒到阿朱臉上。突然之間，他站起身來，一聲長嘯，再也不看阿朱，雙手齊推，將坑旁的泥土都堆在她身上臉上。阿朱的死，是因爲她對蕭峯的深沉的愛；同時，她的死又映襯了蕭峯的癡情。正是蕭峯的癡情，才使他成爲有血有肉的真的英雄。
蕭峯對阿紫的縱容和遷就是因爲他內心對阿朱深深的內疚。即使阿紫不把阿朱的名字掛在嘴邊，進行所謂的感情勒索，沒有阿朱臨死時的委託，蕭峯也會那樣做。他只有通過努力地付出，來彌補自己的過失，使自己內心得到安慰。對他來說，付出越大，他內心的安慰也就越大，內心也就越平衡。蕭峯對阿紫最好的時候，是阿紫想留他在身邊、暗算蕭峯而受重傷的時候。對蕭峯來說，幾乎是阿朱悲劇的重演，於是愛和內疚，使他竭力做出補償。
阿朱在蕭峯心中的地位是神聖的，這並不只是因爲阿朱的好和蕭峯的癡情，而且還因爲蕭峯負了阿朱，對不起阿朱，於是阿朱永遠活在蕭峯心中。阿紫的身上承受着蕭峯雙重的愛——對她的關愛和對阿朱的愛，因爲蕭峯看到了阿紫，就等於是看到了阿朱。也可以說是阿朱活在蕭峯心中，但是阿紫的存在使阿朱的形象在蕭峯那裏具體化了。只要阿紫在他身邊，就好像是阿朱在他身邊。這怎能不使蕭峯對阿紫縱容、遷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