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拉瑪四世已經意識到，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強大攻勢面前，東方國家不管你願意或是不願意，封閉的國門一定是會被敲開的。與其像中國和緬甸一樣，被人家用大炮轟開國門，倒不如自己主動將國門打開。與其像中國和緬甸那樣，在人家來叩門的時候態度強硬，夜郎自大，而在國門被打開之後，又驚慌失措，卑躬屈節，喪權辱國，倒不如主動與之接觸，採取靈活的外交策略，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在夾縫裏討生活。因此，拉瑪四世決定放棄傳統的閉關鎖國政策，實行改革開放。他把與西方各國簽訂友好通商條約當作實施改革措施的第一步，儘管這些條約的簽訂使暹羅被迫作出許多讓步。
國門打開了，涼風吹進來，難免會感冒，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拉瑪四世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中國洋務派提出的“師夷之長以制夷”的主張。他開始了自上而下、從皇宮內向皇宮外的一系列改革。拉瑪四世首先邀請一位英國女教師安娜李奧諾文斯( Anna Leonowens，1831-1915年)來暹羅，在皇宮內爲王子、公主及部分貴族子女教授英語和其他近代科學知識，在宮廷中推行西方的教育，並聘她爲國王本人的英文祕書，協助處理與西方各國的來往信函。安娜原是一位英國軍官的妻子，其丈夫去世後她帶着孩子應聘於暹羅皇宮。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做法難免受到部分大臣的反對，但拉瑪四世執意堅持，反對派也無可奈何。傳說拉瑪四世與安娜曾發生過一段戀情，這個故事被改編爲歌劇曾於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組約百老匯上演。香港也曾拍過《國王與安娜》的電影，由著名演員周潤發主演。
作爲文學作品，當然可以採取浪漫和誇張的創作手法，也可以在基本忠於事實的基礎上，加以適當的想象和虛構。但作爲歷史，就必須忠於事實。泰國官方對百老匯的歌劇和香港的電影頗不以爲然但對安娜在拉瑪四世行政制度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則是充分肯定的。安娜是第一位將西方教育引進暹羅皇官的西方人，打破了暹羅傳統的寺院式教育，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她培養的學生中，有後來在暹羅大力推行改革運動的拉瑪五世朱拉隆功大帝，有諸位輔佐拉瑪五世改革的具有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親王和女親王，在王室領導層形成了一個主張改革的核心梯隊。安娜在皇宮裏辦學，引起了暹羅的教育革命。
拉瑪五世即位後，也仿其先例於1871年在皇宮裏辦起一所正規學校，讓王室及貴族子女就讀。主要課程有泰語、算術和王室禮儀，並聘請外籍教員教授英語。189年又辦玫瑰園侍衛官學校，後改爲文官學校，1916年升格爲朱拉隆功大學。拉瑪四世雖然貴爲君王，卻因爲接觸西方文化，閱讀大量的西方的啓蒙讀物，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宣揚的樸素的民主思想，而且身體力行。他首先廢除了經過國王面前必須爬行的舊禮節，一切外國使臣的朝見可免予殿前匐及跪拜，藉以顯示平等相待。而在中國的清廷，曾經爲外國使節是否要向中國皇帝跪拜爭執了很長時間，並因此類繁文縟節耽誤了外交大事。相比之下，拉瑪四世比清廷皇帝開明。以前暹羅國王很少離開宮廷出遊，每年至多隻有一次到城內參拜廟宇。
出行時，文武百官隨行，所到之處，百姓須肅靜迴避，不能佇立觀望。法律規定，遙羅國王所坐的皇家船隊經過時，百姓若仍在岸邊走路、佇立觀望或在窗口暸望，軍曹可以用弓箭射殺。拉瑪四世下令廢除此項陳規。他還一反歷代國王很少出遊的慣例，經常乘船外出，到民間瞭解民情。他甚至乘船從曼谷出發，沿暹羅灣東海岸航行至宋卡，也不要求沿途的百姓迴避。有一次他從城裏朝拜神廟回來，離開了皇家船隊，獨自一人駕駛着自己的蒸汽船溯流而上，離開皇宮兩三裏，使羣臣大爲驚訝。拉瑪四世這種接近民衆的民主做法，打破了國王神聖不可接近”的傳統陋習，大大改變了社會風氣。早在素可泰王朝蘭甘享時代，國王會在官門外掛上一口大鐘，老百姓可以敲鐘求見國王，申訴冤案和解決困難。
這種原始部落制留下的民主傳統，隨着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而消除殆盡。拉瑪四世則下令恢復這種優良傳統，規定每月的第七天和月缺的第十三天，他便坐駕蘇哈斯瓦那耶宮，敲響宮前大鐘，讓老百姓來訴苦申冤。並規定，申訴人必須使用簡潔語言，不得拉三扯四，粗言爛語。任何一個排謗別人、心存不良的貴族都不能讓他申訴。他主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堅決反對王室成員犯法可逃避審判的規矩。他告誡朝中大臣，如果認爲王室成員不能審判，那是直接損害宮廷的榮譽和尊嚴。他還規定，如有老百姓或任何官員對國王不滿，應該接受他們的申訴，並請所有大臣以至宮廷內的女官進行判斷，如證據不足，可給國王來信，然後國王根據實情予以答覆。
拉瑪四世對西方民主選舉的制度十分憧憬。在拉瑪三世去世他被選爲繼承人後，拉瑪四世曾去信他的筆友威爾斯和檳榔嶼的總督，說自己是被選出來的新國王。這自然是可笑的事，但反映出他已具有選舉的觀念。拉瑪四世登基後，有兩名法官去世，須委任新人補充職位，他便下令由王室所有親王及盲員投票選舉，並聲明除國王及副王的隨從不能被選外，其他任何人，包括奴隸，只要他有能力和智慧，能根據真理、正義和法律對案件作出明確而滿意的判決，都可被選，命令中還詳細規定選舉的辦法和規則。暹羅社會自古以來，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婆羅門教不可逾越的種姓等級制度，在暹羅有廣泛的影響和悠久的歷史淵源，雖然沒有像印度那樣形成5個種姓，但社會階級等級森嚴，社會地位的尊卑世襲化、固定化。
佛教傳入後，主張衆生平等，也只是流於口頭說說，在社會實踐中根本無法兌現。自從阿瑜陀耶王朝戴萊洛迦納王實行薩卡迪納制以來，便在遙羅確立了封建等級制度，不同的階級領有數量不同的封田，廣大民衆作爲社會的底層，被緊緊地東縛在土地上，哪裏有什麼平等、民主和自由?拉瑪四世由於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產生了一些樸素的自由平等意識，這是東西方文化碰撞的產物，是東西方文化交流進發出來的思想火花。令人欣慰的是，這種思想火花竟然發生在一位有權有勢的帝王身上，使得他可以付諸實踐，儘管只是一些簡單的嘗試，也給封閉沉悶的暹羅社會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中國清廷王室則沒有這種福氣。雖然戊戌變法也倡言改革，但光緒皇帝既不懂英語，也沒有接觸過西方文化，連他自己都不知民主爲何物?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戊成變法先天不如暹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