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東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名郕，字椿壽，浙江省山陰縣臨浦(今屬杭州市蕭山區)人。著名演義小說作家、歷史學家。14歲中秀才，後又進京朝考，名列優貢，分發福建候補知縣，因不滿官場惡習，數月即稱病回鄉，辛亥革命之後，曾先後在杭州及紹興等地教書。
1916年開始蔡東藩用十年時間完成了《中國曆朝通俗演義》，時間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國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其內容跨越時間之長、人物之衆、篇制之巨，堪稱歷史演義之最。被人譽爲"一代史家，千秋神筆"。蔡東藩這套演義重史輕文，儘管略輸文采，但卻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華通史，爲普及中國歷史知識做出了不可磨滅貢獻。
1877年(清光緒三年，歲次丁丑)農曆六月十三日，蔡東藩生於浙江省山陰縣臨浦牛場頭(今屬蕭山縣)一個店員的家庭裏。幼名椿壽，稍長取名郕，號東藩，有時寫成東帆。
蔡東藩幼年時，家境窮困，父親蔡文傑，是臨浦一家絲行的店員，工資微薄，備受老闆的剝削與壓迫，極力想擺脫這種境遇，因此，就把三個女兒嫁給農村裏的自耕農，叫三個兒子用功讀書，以求改變窮困的處境。
蔡東藩6歲左右，就跟隨哥哥讀書。不久大哥去世，就靠二哥對他教學。二哥比他大四五歲，天資聰穎，學習認真，十多歲時，已博覽羣書，能詩善文。當時親友都目爲"神童"，全家人的希望都寄託在二哥身上。可是事情恰恰出於意料，二哥患了足疾，逐漸不會行走，醫治無效，夭折了。
他父母因長次兩子相繼去世，就把希望全寄託在蔡東藩身上。可是家境貧困，無力給他求學，沒奈何只好到富家爲公子當"伴讀"。這樣，可以有機會聽老師講課，又不需學費，且還有伙食供應。但蔡東藩從小秉性剛直，不喜逢迎，"伴讀"生活寄人籬下，心情總不舒暢。他的二姐夫田沛鋆家境較好，一心要參加科舉考試。爲了互相切磋，就請蔡東藩到他家去共同學習。
蔡東藩14歲時，和二姐夫田沛鋆一道去考秀才。田沛鋆比蔡東藩大20歲左右，身體魁梧，而蔡東藩身材瘦小。考秀才需經過縣考和府考，進考場人很擁擠。田沛鋆力大，雙手挽着兩隻考籃，在前開路，腰中繫着一根布帶，叫蔡東藩拉住褲帶，跟在後面。別人看起來好像父子同進考場那樣。經過縣考、府考後，蔡東藩和田沛鋆都考中，而蔡東藩的名次遠遠在二姐夫前面。這次臨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幾個，數蔡東藩的年齡最小。從此，他的名字就在附近傳開了。
此後，蔡東藩經友人介紹，到杭州一滿族人家做家庭教師。那家有兩個兒子要他教學，大的年齡比他稍大，小的也與他差不多。全家人對他都比較尊敬。
蔡東藩的父母長期來由於生活貧苦，又遭長次兩子先後去世，憂鬱成疾。雖然蔡東藩中了秀才，心裏有些高興，但積疾難醫。因此，不久相繼去世。蔡東藩只好向二姐夫田沛鋆家借債辦理喪葬。
適值這年是鄉試之年，蔡東藩的才學在附近有些名氣，這時就有人來請他去做"槍手"，就是冒名頂替去考試。
他明知幹這樣的事有着極大的危險，但爲了償還債務，就下決心"鋌而走險"，給人家考取了舉人，得到了一筆錢，還清了舊債。自那以後好幾次鄉試(一般每隔三年舉行一次)，他仍然去做"槍手"，給人家考取舉人。過了好幾年，蔡東藩在杭州教學的那家人的兩個兒子，都已中了秀才。有一年，師生三人同去參加考試。進了試場後，他認真構思，盡力把文章寫好。中秋前夜，蔡東藩已把文章寫好，謄寫清楚，自己看看比較得意。
不料第二天早上，同去參加考試的兩個學生，爲了孝敬老師，歡度中秋，送來了一碗蒸雞。蔡東藩在遜讓時，不慎把雞湯晃出了許多，恰巧旁邊放着謄寫好的試卷，這雞湯就沾溼了試卷，於是印格子的紅色滲開，有的字跡模糊難辨。由於時間緊迫來不及重抄，沒奈何把這樣的試卷繳了上去，發榜時名落孫山。幸虧他對功名不大看重，情緒上還沒有什麼波動。
舊中國，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入侵，清政府對外屈辱投降，貪官污吏遍地，人民生活困苦。蔡東藩想找一條出路，爲國爲民做一點事情，於是去參加優貢的考試。先是省裏考，成績優異，被錄取了;接着到北京去參加朝考，被錄取在100名之內，屬於優等。發榜後，他曾去朝見過皇帝。蔡東藩對孫子說:"說起這件事真好笑，比演戲還不如。爲了朝見，花了一大筆錢，去購買了一套繡花衣帽。半夜裏就在朝見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將黎明，由太監傳出話來，說是朝見皇帝了。於是跟着大家進了殿門，跟着大家跪下叩頭，跟着大家叫萬歲。這樣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時候，總算朝見結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曉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沒有看到，而且連什麼大臣的影子也沒有看到。"
蔡東藩被分發到福建省以知縣候補。這對他來講，一方面有些高興，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躊躇。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費用如何設法?後經親友們的幫助，纔到了福州。未經仕途的蔡東藩，哪知當時官場的陋俗惡習。一個遠道而來的候補知縣，在省城裏有誰看得起!蔡東藩沒有向巡撫、臬臺、藩臺等衙門的守門人送上錢，連會見這些大官的機會也沒有。雖幾經周折，能與這些大官相會，他們又哪裏把他放在眼裏!官場中的應酬，吹牛拍馬，爾虞我詐等，天真的蔡東藩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覺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輕易折腰。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個多月，就稱病回家。這時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
蔡東藩從福建回來後，痛恨清政府的腐敗和官場的黑暗，決心跳出仕途的圈子。當時，他有個好友邵希雍，字廉存，號伯棠，山陰縣(今蕭山縣)下邵村人，知道蔡東藩的情況，稱讚他是"懸崖勒馬，智士也。"邵希雍長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學論說文範》，由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出版，風行全國。邵擬續著《中等論說文範》，但國事多，抽不出時間，想聘請他參加編撰。蔡東藩欣然應聘。此時，適逢辛亥革命，蔡東藩對辛亥革命是歡欣鼓舞，盡情歌頌的，這在《中等論說文範》一書中充分反映出來。
他在該書的自序中說:"竊謂爲國民，當革奴隸性;爲新國文，亦不可不革奴隸性。""但能理正詞純，明白曉暢，以發揮新道德、新政治、新社會之精神，爲新國民之先導足矣。"自《中等論說文範》由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出版後，他就常常與該局打交道了。邵死後，會文堂新記書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學論說文範》需要修改，也請他執筆加工。從此，祖父陸續替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編撰了《寫信必讀》、《楹聯大全》、《留青別集》、《幼學故事瓊林續集》、《客中消遣錄》等書。這些書的發行量倒也不少。這樣，他與該局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
蔡東藩一生所走過的道路是崎嶇的。他在家庭裏所遇到的，也多是不幸的事。他兩個哥哥死去不久，父母就先後去世。接着，嫁在農村的三個姐姐，都患肺病，相繼死亡，她們沒有一個生男育女。蔡東藩20多歲時，與一王姓農家女子結了婚，生二子。長子震濆，次子不滿10歲，患急病夭亡。這王姓與蔡東藩相處不幾年，就與世長辭了。
後來，有個黃姓名醫看中蔡東藩，將其女許配給他。蔡東藩講起她，知書達理，能文善詩，平日夫妻同寫詩文，互相切磋，還從她那裏學到不少醫學知識，真是伉儷情深，相依爲命。她曾生一女，但好景不常，愛女突患重病，多方求醫無效，不幾日也夭折了。女死母哀，這個黃姓女子總是憂鬱難解，不久也就永別人世。這對蔡東藩來講，是莫大的打擊。
此後，蔡東藩又與一韓姓店員之女結婚。這第三個妻子體質較差，平時多病，始終不孕。當時，蔡東藩的子女僅存震濆，但震濆一向多病，因此稍長後，蔡東藩就叫震濆到杭州中醫專科學校求學，使他懂得一些醫藥知識，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體的調理，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們疾病的痛苦。
國難家愁猶如無情的冰雪陣陣向蔡東藩襲來，而他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和事業心，好像歲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以後，他念念不忘是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羣衆的疾苦。他熱情擁護共和，贊成民主;堅決反對帝制，憎恨專制。他在當時"演義救國"思潮影響下，就着手撰寫歷史演義。
蔡東藩年輕時，到杭州擔任家庭教師，到紹興一所中學裏做過國文教師，在臨浦小學裏也兼過課。寫《中等論說文範》時，曾與邵希雍談及對教育的看法。邵在該書的序言中說:"吾同學友蔡君東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與晤申浦，縱談當世事，蔡君以教育急進爲第一義，餘深韙之。""教育救國"，對蔡東藩來說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從1927年起，他又在臨浦小學任過一段時間的國文教師。後來身體愈差，只在家裏教學幾個親友的子女。
蔡東藩親眼看到三個姐姐嫁到農村後，都不孕而早死，看到農民患病總是缺醫少藥，這樣他要兒子到農村去行醫。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幫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間房子，要兒子住在那裏替農民看病。抗戰前幾年，抵制日貨，蔡東藩很贊成，就在兒子行醫那裏開辦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廠，名叫"坤元"，有十來張木機，用手工操作。他想搞個試驗，一以提倡國貨，一以增加農民的收入。然而這談何容易，日僞軍渡過錢塘江後，被搶劫一空。
蔡東藩原住在臨浦牛場頭，有一間房子。後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經病，喜怒無常，吵鬧不休，不便居住，就在臨浦達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來。1937年7月，抗戰爆發，不久杭州淪陷，臨浦是水陸交通碼頭，常遭日機轟炸，蔡東藩就把全家遷到離臨浦十多裏外父親行醫的莊裏陳。1940年初，日軍渡過錢塘江，莊裏陳亦爲日軍所佔，幸好全家早幾天避入一山村山裏王，免遭蹂躪。半月後，日軍離去，但蕭山、臨浦等城鎮已爲日僞軍所佔，離莊裏陳不遠。蔡東藩痛恨日本軍國主義，不願在刺刀下過奴隸生活，於是毅然挈全家避難於諸暨藏綠塢。藏綠塢系一小村，離日僞軍的駐點較遠，就在那裏住下來了。
蔡東藩在鄉間主要是行醫，經常給貧苦農民看病。雖然年老體衰，還是不辭勞苦地出診，救人急難。他曾風趣地對家裏人開過玩笑:"像我這樣，總可叫作儒醫吧!"他醫治有方，請他看病的人，常常絡繹不絕。
1944年深秋，有一天來了四個青壯年農民，自稱是富陽紫閬來的，因爲老父有病，打聽到蔡東藩醫好的人很多，特來請他去給他們的父親看病。剛巧當時蔡東藩自覺身體不適，去與不去，躊躇未決。經過四個農民的再三懇請，他就不推辭，堅決前去。老農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來後.就發"三日瘧"(即"四日兩頭"的瘧疾)，從此每隔三天發一次瘧疾。到了年底，就臥牀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長了，就要兒子設法，把他從小路送回莊裏陳。1945年農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與世長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