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政治方面
同治四年(1865年)，曾國藩北上鎮壓捻軍，沿途張榜招賢，薛福成寫下八大對策、洋洋萬言的《上曾侯書》，曾國藩讀罷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後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不時呈上一些改革時弊的策文，頗爲曾國藩器重。光緒元年(1875年)，薛福成揮毫寫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議十條》萬餘言。主張應努力改善外交，將國際公法、中外條約刊發各州縣;主張科舉時應爲精通洋務的人特設一科，使奇傑之士輩出;建議通過聘請洋員，派送人員留學，定製鐵甲艦來發展海軍。薛福成的上書陳言，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即採納了陳言書中的意見而付諸實施，薛福成名聞朝野。丁寶楨、郭嵩燾等大員紛紛奏保薛福成出任駐外使節之職。直隸總督李鴻章也爲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攬入麾下。
光緒二年(1876年)在與英國交涉馬嘉理案時，薛福成寫就《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上呈李鴻章，主張對英國的無理要求不應遷就，應以擇要設防、組織團練、廣張疑軍、以多攻少的策略，應付英軍可能會採取的軍事行動。李鴻章非常欣賞，命薛福成隨行參加與英國公使的談判，並因其隨辦洋務出力而奏薦爲知府。
軍事方面
光緒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隸宣化府，寫下了《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提出了對未來北洋海軍的構想。後來，李鴻章就是根據他的設想來建立北洋海軍的。次年，朝鮮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發動壬午兵變，薛福成向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獻計，儘快出兵朝鮮拘捕亂黨魁首。張樹聲採納了薛福成的建議，迅速平定了朝鮮之亂，使覬覦朝鮮的日本欲趁亂控制朝鮮的陰謀失敗。光緒十年(1884年)初夏，中法戰爭爆發，薛福成加強防務，並指揮軍民重創犯浙的法國軍艦，因功加布政使銜。
外交方面
光緒五年(1879年)，“總稅務司赫德喜言事，總署議授爲總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態嚴重，馬上作《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認爲如此，“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並向李鴻章獻計說，只有告訴赫德，如果他要擔任總海防司，就必須放棄總稅務司之職，親自去海濱練兵，這樣，赫德必不願放棄總稅務司之職，此事便可作罷。李鴻章覺得十分在理，便採納了薛福成的建議，函告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依計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國海軍的圖謀終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寫下了反映他洋務思想的《籌洋芻議》一書，認爲中國已到了非要進行大變法、實行洋務不可的地步了。“世變小，則治世法因之小變;世變大，則治世法因之大變”。主張發展工商業，“奪外利以潤吾民”。並提出了反不平等條約、防日俄入侵、改革關稅等主張。薛福成將該書上呈李鴻章，李鴻章大爲讚賞，分發官員傳讀。
光緒十四年(1888年)初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進京陛見時，被改派爲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駐歐使節任內，薛福成走訪了歐洲許多國家，考察歐洲的工業發展，詳細地研究了歐洲的政治、軍事、教育、法律、財經等制度，開闊了視野，思想也日益改變。他認爲西方富強已百倍於中國，中國應不懈地師法西方，建立“糾衆智以爲智、衆能以爲能、衆財以爲財”的私人公司等，並具體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強”、“選賢能以任庶事”、“造機器以便製造”等二十一條“養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將他在歐洲四年所聞所思詳盡地作了日記，後據以編成《出使四國日記》。
使歐期間，薛福成還參與衆多具體外交事務，光緒十八年(1892年)與英國就滇緬邊界劃分和通商條約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由於薛福成援引國際公約，剛柔並用，英國終於同意簽訂《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中國收回了滇邊部分領土和權益。此外，薛福成還以國際公法爲依據，迫使英國政府同意中國在其屬境內設立領事，這樣，中國政府就在南洋、緬甸等處設立領事，保護當地華僑的權益。
藏書成就
任浙江寧紹臺道時，於官署之後建崇實書院，辛亥革命後擴建爲“薛樓”，後來成爲寧波圖書館。同時對寧波藏書樓“天一閣”藏書和建築，讚不絕口，命其子薛南溟按“天一閣”式樣營造藏書樓，命名“傳經樓”，曾收藏圖書數萬卷。左宗棠爲之題寫匾額，自聯有“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樹長風煙”，鼓勵子孫奮發讀書，光耀門庭。書法家伊秉綬書聯有“月寮煙閣標清興，文府書城縱古今”等。子孫能保護藏書至民國。全國解放後，由蘇南行署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接受保管，現分別藏於南京博物院、南京圖書館、蘇州大學等地。
思想成果
文學思想
薛福成雖然長期依附洋務派，但卻傾向經世，後來終於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成爲初步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早期改良派。在文學方面，他雖然長期與桐城派文人爲伍，曾推崇桐城派，但亦曾指責吳汝綸標榜桐城，並自言出使之後文風有所變化。爲文多着眼於經世致用，不受桐城派約束。其政論文洋洋灑灑，曲盡事理，既謹嚴有序，又雄辯有力，黎庶昌譽爲“首屈一指”。其中許多重要議論切中時弊，有些重大建議得到採納。如《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對於維護中國海軍兵權，解除英國人赫德的總海防司職務，起了決定性作用。此外，他還寫過許多史論，如《海瑞論》、《葉向高論》等，藉古喻今，鍼砭時事。
薛福成文善於記述。他記述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時期許多重要的遺聞軼事，往往兼有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如《蒲城王文恪公尸諫》，追述漢軍機大臣王鼎在河工上營救林則徐未成，回朝後怒斥穆彰阿，廷諍至苦，憤而自殺。記載詳實，有史料價值。生動地表現了王鼎的剛直，穆彰阿的奸滑和道光帝的偏心，又有較高文學性。薛福成還有些記敘文，寫他親身經歷過或親自調查過的新聞時事，如《書太監安德海伏法事》和《張汶祥之獄》等，真實又具典型意義，近乎報告文學。晚年在國外所作的《出使日記》，報告性也較強，無論寫資本主義事物還是阿爾卑斯山風景，都頗可觀。其中的《觀巴黎油畫記》，長期選作中學教材，傳誦尤廣。但是薛福成的封建意識仍舊很濃，即使身在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動搖，這就難免要給他的作品帶來許多侷限。
賦稅思想
薛福成曾擔任一些地方官職，又隨李鴻章辦理外交事務，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薛福成把“振興商務”看作是“生財大端”，主張減稅以促進其發展，認爲國家稅收只能在此基礎上謀求增加。他說“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權，課其效而加之優獎，創辦三年之內，酌減稅額以示招徠。商民知有利可獲，則相率而竟趨之。迨其事漸熟，利漸興，再爲釐定稅率，則於國課必有所稗。”爲促進商品流通，保護商民利益，他主張“漸裁厘金”。在廈定未裁撤之前，他主張採取積極措施加以改革“宜密於近海而疏於內地，用新定稅額，一徵之後，任其所之，不復重徵。是舉前此弊端，一舉而清之也”。薛福成還主張實行保護關稅，重稅外來之貨，而減免本國貨稅，“以暢其銷路”。
人物評價
《清史稿》：福成好爲古文辭，演迆平易，曲盡事理，尤長於論事紀載。
光緒帝：“薛某辦事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