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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愛頤金葉贈情郎助他爲首富苦等多年卻換負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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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上海灘有兩個很出名的七小姐,一個是孫寶琦的七小姐孫用蕃(張愛玲的後母),另一個就是上海灘最大資本家盛宣懷的七小姐盛愛頤,相對於前面那個七小姐,盛愛頤的故事更爲人們津津樂道。

盛愛頤是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富二代”,不僅容貌清麗,而且能詩會繡,交際能力極強,年方豆蔻就已出入社交場合,絕對的名媛範兒。但她最大的魅力,是出身名門骨子裏透徹的優雅,這份優雅寵辱不驚,伴隨了她的一生。

16歲那年,盛愛頤認識了宋子文,這個讓她又愛又恨、糾結一生的男人。那年的宋子文剛從美國鍍金回來,學識淵博、風流倜儻。“盛七”小姐與他一見鍾情。可當時的盛家是上海灘的首富,擇婿要求極高。七小姐母親得知宋子文的父親只是教堂拉琴的,家境也不算富裕,於是極力反對兩人交往。

盛愛頤金葉贈情郎助他爲首富苦等多年卻換負心郎

七小姐是個孝順的姑娘,她選擇了妥協。但宋子文天天到盛家找她,只是盛家戒備森嚴。後來,宋子文在七小姐必經的路上攔住她的汽車,強行要求與她對話。這份霸氣和執著感動了七小姐。她偷偷寫了張紙條從車窗遞出去,告訴他在杭州相見。

宋子文到杭州後希望帶七小姐一起革命。所謂革命,說穿了也就是私奔。可惜,七小姐不願與宋子文揹着私奔的名義過一輩子,於是寄望於宋子文早點功成名就,或許這樣他們的愛情就會得到她家人的認可。她還掏出一把金葉子交給他,含情脈脈地說:我等你回來。宋子文非常失望,但又無可奈何。面對七小姐濃濃情意,他動情地承諾道:放心好了,我一定回來,這些禮金就算是借給我的吧。

盛愛頤金葉贈情郎助他爲首富苦等多年卻換負心郎 第2張

隨後,宋子文南下廣州輔佐姐夫孫中山,事業做得風生水起,很快就忘了那個隨口而出的諾言。七小姐卻在上海癡情等待,若干年後等成了大齡剩女。再見宋子文時,他已娶了張樂怡爲妻,夫妻恩愛,子女乖巧。

最好的時光被宋子文的謊言辜負,七小姐委屈得大病了一場。這是她優雅的一生中唯一一次失態。不久她就倉促地嫁給了母親的內侄莊鑄九,優雅中從此多了一份決絕、一份清傲。

當已婚的宋子文仍想與她再續前緣,藉助盛家兄嫂之名安排了一場宴會時,她只清傲的一句“丈夫在家等我”就拂袖離去,留下宋子文獨自傷感。即使幾年後盛家衰敗侄兒盛毓度被抓,七小姐不得不拿起電話向民國財政部長宋子文求情,在電話中,她仍是端着架子、語氣冷淡。反而是宋子文語氣雀躍,忙不迭地應着她。

宋子文始終沒有將那把金葉子還給七小姐,他捨不得那份繾綣的情意。但七小姐的人生跌倒過一次就足夠了。她當年對他那顆熾熱的心,早已成灰。剩下的人生,她活着自己的精彩。

正是當年的那把金葉子開啓了宋子文的仕途之路,成爲了金融家,政府官員,甚至後來成爲了世界首富。

從1927—1949作爲國民黨政府官員,宋子文被認爲是40年代時期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如果不是最有錢,他也當然被認爲是最有權利的人。作爲一個有功效的企業家之子,宋子文從哈佛畢業之後迅速成爲一名銀行家進入金融行業。在1923年,他給姐夫孫中山的民族組織提供經費。他創立了中央銀行,後來在1924年他被任命爲財政大臣後成爲了國庫。

在1927年,蔣介石--孫中山的競爭對手,宋子文的另一個妹夫,變的有權利起來。宋子文成爲他的財政部長。在1942年被任命爲外交部大臣,成爲華盛頓集團在中國的僱主。使用他在中國財政部的權利,把他大部分的個人財產投資到外國的股票,包括持有世界通用汽車和多特公司的股票。

自20世紀40年代,宋子文被傳爲世界首富以來,圍繞着這位民國財政部長個人財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這其中既有人爲因素,也有時代因素。

盛愛頤金葉贈情郎助他爲首富苦等多年卻換負心郎 第3張

儘管,宋子文擁有“兩朝國舅”的顯赫身份,並長期擔任民國財長的要職,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關於宋子文的私人財產還是一個鮮有人理會的問題。而30年代中期以後,人們對此的興趣,似乎一夜間迸發了,翻閱從此往後的歷史時,各類與其財富相關的資料、數據、傳說也蜂擁而至。按照一般的看法,這一時期也正是宋子文財富暴發的開始。

1933年秋,因爲在軍費問題上與蔣介石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院長等政府要職。

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從商的興趣。他先是籌劃成立了中國建設銀公司,又在1935年中國銀行(行情,問診)改組後擔任董事長一職。至此,宋憑藉着自己掌控的經濟委員會、中國建設銀公司、中國銀行等三大工具,不斷實施對民族工商業、金融業的滲透、控制及兼併活動,並以驚人的速度,營造出一個以宋氏家族爲核心的官僚買辦集團與托拉斯王國,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發家的基礎。

但宋子文英美派領袖的背景,爲他招致了來自日本方面及國內親日派的敵視。因而,在日本及汪僞一派的反擊下,宋子文的豪門財富及其瘋狂的斂財行爲,不斷被曝光。例如,1939年,在一份據說是日本特工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存款情況的祕密調查報告中,單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萬元的財產存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內。

戰爭期間,日本又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國民銀行和紐約的花旗銀行存款達7000萬美元(摺合今日66000萬美元)。與此同時,宋子文是當時“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脛而走。《紐約時報》稱宋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華爾街日報》在1999年1月11日刊載消息:“宋子文被認爲19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之人。”(原文來自歷史也風流的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