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1842年—1922年)，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晚年自號羅浮偫鶴山人。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啓蒙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
咸豐八年(1858年)到上海學商，先後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任買辦。歷任上海電報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中法戰爭時，曾往暹羅、西貢、新加坡等地調查瞭解敵情，逐一繪圖貼說。光緒十一年(1885年)初，途經香港，被太古輪船公司藉故控追“賠款”而遭拘禁，經年始得解脫。後隱居澳門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書。光緒十八年(1892年)後，與盛宣懷集團關係密切。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冬，鄭觀應辭去招商局會辦。宣統元年(1909年)，乘袁世凱被迫返籍“養痾”之機，協助盛宣懷發起組織輪船招商局商辦，遂第三次入輪船招商局任會辦。
鄭觀應晚年政治表現落伍，擁護“立憲”，反對革命。但又對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和軍閥混戰不滿。民國十一年(1922年)五月，病逝於上海招商公學宿舍。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於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鄭觀應的家境並不富裕，祖父鄭鳴岐是一位“不屑以尋章摘句爲能”的普通文人，父親鄭文瑞終身未獲科名，長期作鄉村塾師。鴉片戰爭以後，在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買辦成了時髦的職業，成爲發財致富的捷徑。在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下，鄭觀應的叔父鄭廷江、同宗兄鄭濟東都作了上海外國洋行的買辦。咸豐八年(1858年)，鄭觀應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
初至上海，鄭觀應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邊聽差，邊習英文。咸豐九年(1859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在公餘之暇，他與廣東鄉友樑綸卿入英國傳教士傅蘭雅開辦的英華書館夜課學習英文。在寶順期間，他爲洋行開闢了江西、福州等處攬載行，還投資加入中外商人合辦的公正輪船公司。咸豐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後掌管洋行的絲樓，併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
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同治八年(1869年)，他在皖營報捐員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生祥茶棧停業後，他又當上揚州寶記鹽務總理。這時的鄭觀應不僅是一位腰纏萬貫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的企業經營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鄭觀應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並且同年中國大型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鄭觀應投資入股。
同治十三年(1874年)，鄭觀應受聘爲太古輪船公司總理之職併兼管帳房、棧房等事，鄭觀應着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爲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
改良思想
自光緒初年始，鄭觀應投資於清廷所辦的洋務企業，在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局、山東登、萊、青、莒四府和東北錦州的五金礦等企業中都有他的投資或股份。此外，他還聯絡同人集股開辦造紙公司和開墾公司。
光緒三年(1877年)，鄭觀應與經元善、謝家福、嚴作霖等創辦籌賑公所，賑濟山西災荒。光緒四年(1878年)，鄭觀應又與徐潤、盛宣懷等人辦義賑公所，捐資賑濟河南、直隸、陝西等省災荒，獲得侯補道銜。同年，開平礦務局設立，他投資入股。又在當年設立的上海機器織布局任襄辦，投資1萬兩，兩年後，再認股5萬兩。
光緒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爲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爲上海電報局總辦。同年，鄭觀應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爲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於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並主張採用機器生產，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制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制。
光緒七年(1881年)任上海電報局總辦。光緒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脫離太古，接受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並付諸實施。對外爲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合同。由於他的內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
光緒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爲輪船招商局總辦。
心力交瘁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臺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臺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臺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藥。
與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於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爲，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只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一案由於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餘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於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
光緒十年(1884年)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我這些年來命運坎坷，大多事與願違。以致於在外有上司朋友的譴責，在家裏還有父兄妻子的怨恨，可謂是進退維谷，申訴無門啊。如今我身敗名裂，不足以被別人驅使了，我雖到處去求別人，也始終沒有稱心如意。”於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於修訂重寫《易言》，直至1894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
創辦企業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爲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築碼頭。
光緒十九年(1893年)，李鴻章再度委任鄭觀應爲招商局幫辦，整頓經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籤齊價合同。並擬出《整頓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並整頓條陳》十四條，內容涉及到開源節流及具體經營方略。
同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瞭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營情況，後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光緒二十年(1894年)開戰後，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奸細、採取不準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隻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佔東北後，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託”於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並上《條陳中日戰事》，反對向日本乞和。甲午戰爭結束後，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並堅決反對《馬關條約》。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爲漢陽鐵廠總辦。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鄭觀應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爲會同辦理。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死後，鄭觀應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爲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鄭觀應被廣東商民推舉爲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不久因“守制”去職。
宣統元年(1909年)，鄭觀應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爲會辦，全權委託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鄭觀應自川回滬。
晚年逝世
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篡奪了革命勝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共和國名存實亡。嚴酷的社會現實，使鄭觀應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爲了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求仙信道。他聲稱“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諸過眼之浮雲矣”，表示今後“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國之道，均不敢再談，當學金人之三緘其口，敬謝親友，覓地潛修”。鄭觀應不再從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靈，“由仙佛法力，懾服亂世魔王，消滅各種火器，務使五大洲生民安居樂業”。
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併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民國三年(1914年)，他因年邁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辭呈，並於冬月寫好遺囑，準備修身靜養，安度晚年。晚年的鄭觀應對教育事業傾注了很大熱情，曾長期擔任招商局公學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務中學的名譽董事。由於他在商界深孚衆望，民國八年(1919年)六月招商局股東常會改選董事時，他仍繼續當選。民國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
民國十一年(1922年)五月，鄭觀應病逝於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第二年，他的靈柩移葬於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