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入選經歷
阿姆斯特朗成爲一名宇航員並不是因爲某一個決定性的瞬間。航空航天局開始選擇第二批宇航員四到五個月後，他對阿波羅計劃的前景越來越感到興奮，希望能有新的挑戰。
事後很多年才被發現的是，阿姆斯特朗的申請表比1962年6月1日的截止日期晚了一個星期纔到。阿姆斯特朗在愛德華基地的同事迪克·戴(Dick Day)當時已經在載人航空中心工作，發現了一份遲到的申請，趁沒人注意把文件悄悄塞進了其他申請表中。6月，阿姆斯特朗在布魯克斯空軍基地(Brooks Air Force Base)接受了一次健康檢查，很多宇航員都認爲這個測試較爲痛苦並且沒什麼大用。
1962年9月13日，飛行任務成員辦公室主任迪克·斯雷頓給阿姆斯特朗打了電話，詢問他是否有興趣成爲新的九名宇航員之一。阿姆斯特朗毫不猶豫地同意了。宇航員的人選三天後才公佈，雖然報紙中幾個月前就已經報道他會被選爲“第一名平民宇航員”。
雙子星計劃
阿姆斯特朗的第一次任務是擔任雙子星5號的候補指令飛行員，與埃里奧特·希搭檔。這次任務長達八天，創造了當時的紀錄，任務的主力宇航員是戈爾登·庫勃和皮特·康拉德。在卡納維拉爾角觀看發射後，阿姆斯特朗和希駕駛T-38“禽爪”型飛機回到休斯敦，甚至還和在地球軌道中的庫勃和康拉德通了話。
1965年9月20日，雙子星8號的宇航員選擇公佈：阿姆斯特朗擔任指令飛行員，與大衛·斯科特搭檔。斯科特在同一批宇航員中第一個獲得任務。雙子星8號於1966年3月16日發射，計劃中要與阿金納對接艙完成軌道集合並對接以及美國航天史上第二次艙外活動(阿姆斯特朗本人不喜歡“太空行走”這個叫法)。計劃中，整個任務將持續75小時，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會環繞地球55周。當地時間上午10點阿金納對接艙發射後，上午11點41分02秒，巨人2號(Titan II)火箭發射，將兩位宇航員送入太空。
進入軌道後六個半小時後，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軌道對接。由於地面上的許多地方缺乏通信站，與宇航員的通訊一度中斷。此時已對接的航天器突然開始旋轉，阿姆斯特朗嘗試了軌道高度與機動系統(Orbital Attitude and Maneuvering System，OAMS)，但沒能停止旋轉。他們接受了指令中心的建議，與阿金納分離，但旋轉突然加快，達到了每秒一週。阿姆斯特朗決定使用返回控制系統(Reentry Control System，RCS)並關閉軌道高度與機動系統。任務規則中明確規定返回控制系統一旦開啓，航天器就必須儘快返回大氣層。
宇航員辦公室中的一些人認爲阿姆斯特朗犯了大錯，甚至還提到他不是軍人這一細節。宇航員瓦爾特·康尼翰在他的自傳《全美國男孩》(The All-American Boys)中提到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完全忽視了這種情況下的應對方案。這其實是不真實的，沒有這方面的規則。康尼翰還錯誤地認爲當時阿姆斯特朗可以只打開返回控制系統中的一部分，其實他當時沒有選擇，只能全部打開。康尼翰是當時不多的嚴肅批評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的行爲的人之一。指揮中心負責人金·克蘭茲(Gene Kranz)在他的自傳《永不言敗》(Failure Is Not An Option)中說道：“兩位宇航員是按照訓練步驟做的。我們的訓練有誤，使得他們出錯。”任務決策人沒意識到兩個航天器對接後必須作爲一個整體來對待。
阿姆斯特朗本人對這次任務覺得很難過，斯科特不得不放棄他的艙外活動，其他一些任務計劃也沒能完成。他沒有聽到別人的評論，但猜測如果當時再冷靜一些，也許就不用開啓返回控制系統，或者使用阿金納對接艙的高度控制系統就可以停止旋轉而不必與其分離。
雙子星8號返回後兩天，阿姆斯特朗接到了他在雙子星計劃中的最後一次任務：雙子星11號的替補指令飛行員。已經爲兩次任務接受訓練後，他對航天器的各個系統已經相當熟悉，任務過程中更多的是在幫助新人威廉·安德斯熟悉航天器操作。雙子星11號於1966年9月12日發射，皮特·康拉德和理查德·戈爾登執行了這次任務。任務很成功，阿姆斯特朗擔任了指令艙宇航通訊員(CapCom)。
雙子星11號後，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安排阿姆斯特朗、戈爾登、阿波羅航天器辦公室主任喬治·洛(George Low)，各自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員到南美進行了一次慈善訪問。他們去了11個國家的14個城市。阿姆斯特朗在與當地名人見面時使用對方語言問好。在巴西，阿姆斯特朗談到了巴西著名飛行員阿爾貝託·桑托斯-杜蒙特(Alberto Santos-Dumont)，認爲他發明的飛行器超過了萊特兄弟的第一架飛機。
早期阿波羅計劃
簡介
耗時11年，投資233億美元，6次把宇航員送上太空，7次發射飛行器
計劃內容
1967年1月27日，阿姆斯特朗與戈爾登·庫勃、理查德·戈爾登、吉姆·洛威爾和斯科特·卡彭特一道在華盛頓參加了《外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的簽署儀式。晚上6點45分，卡彭特去了機場，其他四人返回了酒店。在酒店的電話留言裏他們得知了阿波羅1號的大火以及維吉爾·格里森、愛德華·懷特和羅傑·查菲犧牲的消息。四人留在了酒店內，一晚上都在談論這次事故，借酒澆愁。
1967年4月5日，阿波羅1號調查報告被公佈的當天，阿姆斯特朗和其他17名宇航員與迪克·斯雷頓開會。斯雷頓首先宣佈：“首次登月的宇航員人選將從這間屋子裏產生。”尤金·塞爾南後來回憶，阿姆斯特朗對這句話沒有什麼反應。對於阿姆斯特朗，這句話並不意外——當時在場的宇航員都參加了雙子星計劃，首次登月的人選只能從他們之中產生。斯雷頓談到了計劃中的任務，並將阿姆斯特朗安排到了阿波羅9號的替補團隊。阿波羅9號當時是一次在遠地軌道中測試登月艙的任務。由於登月艙的製造進度遠遠晚於預期，阿波羅8號和9號的人選被互換。按照宇航員的輪換制度，阿姆斯特朗將擔任阿波羅11號的指令長。
爲了使宇航員們熟悉登月艙的操作，貝爾飛行系統公司(Bell Aerosystems)生產了兩部登月試驗機(Lunar Landing Research Vehicles)，日後被改裝成了登月訓練機(Lunar Landing Training Vehicles)。這兩臺機器能夠模擬月球表面相當於地球六分之一的重力，使宇航員們能夠提前適應登月艙的操作。1968年5月6日，阿姆斯特朗在訓練時，登月訓練機在約30米高度突然失靈，他發現訓練機即將墜毀後使用彈射座椅跳傘逃生。事後研究顯示，阿姆斯特朗如果晚0.5秒逃生，他的降落傘就沒有足夠時間完全打開。阿姆斯特朗並沒有受重傷，只是咬到了自己的舌頭。雖然幾乎喪命，但阿姆斯特朗依然認爲登月訓練機對於模擬登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阿波羅8號環繞月球后，1968年12月23日，迪克·斯雷頓安排阿姆斯特朗(阿波羅8號的替補指令長)擔任阿波羅11號的指令長，登月艙駕駛員是巴茲·奧爾德林，指令艙駕駛員是邁克爾·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一次直到2005年阿姆斯特朗的傳記中才公開的會議中，斯雷頓詢問阿姆斯特朗是否需要將奧爾德林換成經驗更加豐富的吉姆·洛威爾。考慮了整整一天後，阿姆斯特朗覺得保留原來的安排，不僅因爲奧爾德林完全可以勝任，洛威爾也配得上他自己的一次任務。在登月的三名宇航員中，登月艙駕駛員被非正式地排在第三位，阿姆斯特朗覺得讓雙子星12號指令飛行員洛威爾在自己的團隊裏排第三實在是無法解釋。
圍繞着阿波羅11號的一個小爭議就是登月後誰第一個邁出登月艙，踏上月球。起初，奧爾德林認爲他應該在先;雙子星計劃中的太空行走都是由飛行員執行，指令飛行員留在航天器內。指令飛行員在航天器中有許多責任，再增加艙外活動的訓練會影響其他工作。
《阿波羅——月球遠征》一書中(Apollo - Expeditions To The Moon)，作者羅伯特·謝羅德(Robert Sherrod)寫了“登月的人”("Men For The Moon")一章，介紹了奧爾德林的顧慮，還提到在模擬訓練時，奧爾德林模擬率先離開登月艙必須爬過阿姆斯特朗才能到達艙門(登月艙艙門向內側右邊開，位於右邊的登月艙駕駛員先出去非常困難)，登月艙模型也因此被損壞。書中還提到斯雷頓曾說過：“……第二，哪怕只是在方案層面，我也覺得應該是指令長先出去……我發現他們原來的安排之後立刻就改過來了。鮑勃·吉爾魯斯也同意。”
很可能是1969年3月，斯雷頓、吉爾魯斯、洛和飛行任務中心主任克里斯·克拉夫特(Chris Kraft)在一次會議中決定阿姆斯特朗將第一個離開登月艙並踏上月球。1969年4月14日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中，阿姆斯特朗第一個登月的原因是登月艙的設計。這四名決策人最初並不知道艙門設計的問題，這次會議直到2001年克拉夫特自傳的發表才爲人所知。
1969年7月16日，阿波羅11號即將發射時，阿姆斯特朗收到了一份來自發射臺負責人岡特·文特(Guenter Wendt)的禮物——一個聚苯乙烯做的月牙。文特說這是月球的鑰匙。作爲回贈，阿姆斯特朗給了文特一張“兩個行星之間有效的太空出租車票”。
飛向月球
阿波羅11號發射時，阿姆斯特朗的心率達到每分鐘109下，對他來說發射的第一階段尤其吵——比雙子星8號的發射要吵得多。相對於雙子星航天器，阿波羅太空艙要略大一些;但很幸運，三人都沒有患其他宇航員曾遇到過的太空適應綜合症。阿姆斯特朗特別高興，他小時候曾暈車，大量的翻轉動作後可能會出現暈眩。
阿姆斯特朗的目的僅僅是安全地降落，而沒有一個特別的降落點。由於相對寬鬆的降落要求，阿姆斯特朗對登月的具體地點也不是特別在意。降落點火三分鐘後，他發現登月艙提前兩秒飛越了指定的環形山，意味着登月點將偏離計劃中的位置好幾英里。登月艙“鷹號”的降落雷達找到目標後，出現了幾次錯誤。第一次是1202號錯誤;雖然任務前進行了大量的訓練，阿姆斯特朗和奧爾德林仍不記得代碼代表的錯誤。對於阿姆斯特朗警報聲大作更多的是一種干擾而並不使他特別擔心;之前的試飛員生涯使他明白只要儀器還在正常工作，探測器還在獲得數據，就沒有必要放棄任務。1202號警報(以及後來的1201號警報)是由登月艙電腦的演算溢位。
阿波羅11號登月的一個插曲就是降落時只剩幾秒鐘的燃料了。其實，阿姆斯特朗對燃料並不是特別擔心;他在訓練時多次使用登月訓練機在只剩不到15秒的燃料時安全降落。他相信哪怕登月艙在離地15米時燃料用盡都沒有問題。任務後的研究顯示登月艙當時還剩下約50秒的燃料。
1969年7月20日20點17分39秒(UTC)成功降落後，阿姆斯特朗對指揮中心和整個世界說的第一句話是“休斯頓，這裏是靜海基地。‘鷹’着陸成功。”作爲慶祝，奧爾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只是握了一下手，拍了拍對方的肩膀就迅速開始登月後的任務步驟。由於對降落後可能的突發事件不確定，任務計劃中兩位宇航員需要在着陸後立刻做好緊急情況下迅速起飛的準備。
踏上月球
航空航天局的正式任務計劃安排兩位宇航員在走出登月艙前先休息一會兒。兩人都不是很累，於是阿姆斯特朗詢問是否可以將月錶行走提前到(休斯頓時間的)傍晚。準備停當，登月艙被減壓，艙門打開，阿姆斯特朗緩慢地扶着梯子走下了登月艙。1969年7月21日凌晨2點56分(UTC)，阿姆斯特朗的左腳踏上了月球，並說：
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阿姆斯特朗在這句話中漏掉了一個字母“a”(one small step for a man)，使句子不通：單獨的“man”往往指的是“人類”而不是“個人”。阿姆斯特朗事後承認他有時會漏掉個別的音節，但他也“希望歷史允許我犯下這個小錯並意識到我當時不是故意漏掉的——雖然我也可能只是發音很輕。”
有證據顯示阿姆斯特朗的確說了這個“a”。澳大利亞程序員皮特·山恩·福特(Peter Shann Ford)通過數字分析後發現，當時阿姆斯特朗確實說的是“a man”，但當時通訊設備的限制使這個“a”沒被聽到。福特沒有把這個發現刊登在嚴肅的科學期刊上，而是放在了他的個人網站中。不過，身爲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教授的福特和阿姆斯特朗的授權傳記作者詹姆斯·漢森(James R. Hansen)把這一發現報告給了對這一問題也作過研究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關於是否有“a”的爭論被語言學家大衛·畢佛(David Beaver)和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發表在《語言日誌》博客(Language Log)上。阿姆斯特朗本人希望在句子中包括“a”，但用括號。
“一大步”這句簡單而又雋永的話只是着陸之後阿姆斯特朗大量思緒中的一件，並非事先想好的。阿姆斯特朗很清楚邁出第一步之後需要說點什麼，所以提到“一步”似乎是個不錯的開始。有假說稱他有意識地借用了作家托爾金(J. R. R. Tolkien)的《哈比人歷險記》中的一句話(“不是他個人特別大的一步，卻是黑暗中的一步。”)，或者是來自於航空航天局一位官員的一份備忘錄。阿姆斯特朗否認了這兩種說法。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一句話其實是“我馬上就要從登月艙上邁開了”，之後他轉身，踏在了月球表面上。此時，美國之音正在轉播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信號，當時全世界約有四億五千萬人在關注着這一瞬間 。
阿姆斯特朗邁出第一步後十五分鐘，奧爾德林也踏上了月球，成爲了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類成員。他們開始測試人類在月球上行走的可行性。一開始他們還掀開了登月艙梯子上登月紀念牌的遮蓋物，並在地上插了一面美國國旗。這面國旗的頂端有一根鐵絲，使旗子在無風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展開。由於鐵絲沒有被拉直，國旗之前也一直是被摺疊起來的，所以看起來似乎是有風在吹一般。地面上關於是否應該插國旗曾引起爭論，阿姆斯特朗認爲這不是一個大問題。迪克·斯雷頓曾告訴阿姆斯特朗他們會收到特別的通訊，但沒有說信號那一頭會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
對於阿波羅11號在月球上的大量照片只有五張包括阿姆斯特朗這一點，奧爾德林解釋說這是插完國旗後尼克松的電話所致。總統與阿姆斯特朗交談了足足五分鐘，而這正是計劃中要給阿姆斯特朗拍照的時間。任務計劃的時間安排精確到分鐘，一旦錯過便不會有機會補救。
將早期阿波羅科學實驗包安裝完畢後，阿姆斯特朗走到了登月艙60米外的地方，後來被命名爲東環形山(East Crater)。這是兩人在月球表面最遠的活動距離。阿姆斯特朗的最後一個任務是把一個紀念牌放在月球表面上，以緬懷爲航天事業犧牲的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弗拉基米爾·科馬羅夫以及阿波羅1號的三位宇航員查菲、格里森和懷特。阿姆斯特朗和奧爾德林在登月艙外的時間約爲兩個半小時，是六次登月任務中最短的一次。之後的月錶行走時間逐漸加長，到阿波羅17號時達到21小時。
返回
回到登月艙後，艙門被關閉，艙內重新加壓。在準備重新起飛時，兩位宇航員發現他們不小心折斷了一個斷路器開關。如果無法修復，登月艙無法點火。奧爾德林使用一支圓珠筆進行連接，登月艙得以點火。奧爾德林仍然保留了這支救了他們命的圓珠筆。登月艙的起飛部分帶着兩位宇航員進入月球軌道，與指令艙重新對接，返回地球。
爲了保證宇航員們沒有在月球上感染某種未知疾病，三人返回後被隔離了18天。之後三人被派到世界各地進行了一次45天的“偉大的一步”(Giant Leap)訪問。阿姆斯特朗之後在鮑勃·霍普(Bob Hope)的勞軍聯合組織(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USO)活動中亮相，回答士兵們的一些問題，消除他們的反戰情緒。一些小報曾編造出阿姆斯特朗和一道參加勞軍聯合組織的女演員柯妮·斯蒂文斯(Connie Stevens)產生感情的故事。
1970年5月，阿姆斯特朗曾在蘇聯參加第13屆國際空間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Space Research)會議。從波蘭抵達列寧格勒後，他又來到莫斯科，拜訪了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阿姆斯特朗是西方世界第一個見到圖-144超音速客機的，併到尤里·加加林太空人訓練中心。訓練中心對他來說有點“維多利亞風格”。一天的遊覽結束後，阿姆斯特朗很吃驚得看到了聯盟9號發回的畫面。阿姆斯特朗對這次任務毫不知情，雖然執行任務的宇航員阿德里安·尼科拉耶夫的妻子瓦蓮京娜·捷列什科娃負責招待阿姆斯特朗。
後續
阿波羅11號任務後不久，阿姆斯特朗宣佈他不會再次進入太空。在高級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Advanc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擔任副主任13個月後，1971年8月，他從航空航天局辭職，在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工程系擔任教授。
阿波羅11號後，阿姆斯特朗使用任務中的許多飛行經歷代替了極超音速飛行模擬的畢業論文，獲得了南加州大學的碩士學位。而他在多個大學(包括母校普渡大學)中選擇規模較小的辛辛那提大學的主要是因爲不想引起同事的反感;他不想因爲自己學位不高而直接擔任教授讓其他人不滿。阿姆斯特朗在辛辛那提大學的正式頭銜是空天工程學教授。八年後，由於個人原因以及對學校逐漸改爲公立大學的不滿，阿姆斯特朗辭職。
阿姆斯特朗曾在兩次太空事故後負責調查。1970年的阿波羅13號返回後，他被分在埃德加·科特萊特(Edgar Cortwright)的調查小組中，給出了任務的準確時間表。他個人反對重新設計引起爆炸的氧氣罐。1986年的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災難後，羅納德·里根總統安排阿姆斯特朗擔任羅傑斯委員會的副主席，負責調查任務的操作部分。
1979年的事故
1979年秋，阿姆斯特朗在他自己位於俄亥俄州黎巴嫩(Lebanon)附近的農場工作期間，從卡車尾部跳下時，結婚戒指被卡在車輪上，使他的左手無名指被扯斷。幸好，阿姆斯特朗保持冷靜，找到了那截手指並冷藏，最終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猶太醫院重新接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