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戰亂四起，宋景公的仁善之德沒能統一，秦國卻做到了，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中國有着5000多年的歷史文化，自古以來就崇尚仁善賢德的文化;宋景公算得上是仁善賢德的君主，他是在春秋時期國君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人，長達六十五年。很多人認爲，這是因爲他是少有的仁君。有一年，楚惠王吞併了掉了宋國的近鄰陳國，此時天上的熒感星(即火星，主刀兵的兇星)侵入了心宿星的範圍，按當時星象的分野說法，心宿對應的是宋國地區，因此宋景公非常憂慮，生怕上天會給宋國帶來災禍。
史官也說熒惑守心是大凶，要景公趕緊想辦法。宋景公就問子韋，子韋回答說:這是預示有大禍降在國君你頭上的兆頭。不過，子韋肯定地說，他有辦法可以把大禍移到宰相頭上。宋景公不同意:“宰相是輔佐國家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右臂，怎麼能爲了我，而讓他受禍呢?”
子韋說:還有個辦法，國君可以靈臺祭天，將災禍轉移給宋景公說:這是什麼話?作爲人君，應該以仁愛來安百姓。我百姓，怎可反而讓百姓承受災患呢?百姓就像是國樣的生身父母，我能把災難轉移給他們嗎?子韋說:還有個辦法，他可以把災禍轉給今年的收成，讓國君過這一關。宋景公說: 年成不好，時令饑荒，人民會捱餓。做人家的君主卻坑害他們以求自活，我怎麼還配做君主呢?宋景公最後說:這是我的命到頭了，你不用再說什麼了。
先知此時像是早已成竹在胸地說出了他的千古名言:“天之處高而聽卑。”天雖然至高在上，卻能聽到下界細微的聲音。國君說出了這種至德之善言，天必三賞國君。有三善，就是爲人君的三種仁愛、寬厚的言論，天必三賞國君。今天晚上熒惑星必離開心宿三舍的距離，一舍可以行七星，一星對應一年，三七二十一，國君將會延壽二十一年。子韋還以性命擔保:“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
據說，宋國的官員們跟着景公和子韋仔細觀測熒惑星，發現它果然移動了三度，離開了心宿的範圍。宋國在這一年裏，然移刀兵災難。而宋景公也確實成爲春 秋時代在位量長的君主，果然沒有歷史記載的子韋事蹟僅止於此，他的專業著作到打代也只存下目錄。這個有奇異能耐的歷史人物有着後來文文明難以理解的品質，司馬遷稱其爲黃帝以來少有的“傳天數去”的確，在春秋以前，天數、天象對君權、王權還有相當大的制約作用。
那時的人們信奉“天人合一”，地上細微的變動都公司起天地變異。這種“天高聽卑”的思想跟當代的“蝴蝶效應”並不相同，但它們都傳遞出一種共生意識。子韋的“天高卑”的名言本身就是一個例子:他是一個卑微的山野之人，但高高在上的名臣賢相都有聽於他。“天高聽卑”也是一個知識意義上的悖論:天至高無上，卻能聽聞卑微的呼聲;天雖然示象萬方，但需要卑微者來解釋，需要卑微者來體現。
但遺憾的是，無論是先知個人，還是天象變化，都阻擋不了一個文明坎陷的進程。春秋時代的華夏諸侯在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很遠了，以至於等待他們的是戰國，是秦王朝的大一統。而文明知識、生活信仰、社會習俗，等等，反而在社會劇變中沒有積累，沒有傳承，沒有得到尊重。知識的演進一團糟，權力開始主宰人世間的一切。傳統的天命、天人感應在漢朝迴光返照一一時，就再也奈何不了權力的爲所欲爲。
秦以降的中國權力，除了神仙術(用時下的現象，就是養生氣功之類的方術)對其還有誘惑外，再沒有其他的手段對其有實際的牽制、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占星術、天文學等等每況愈下，到了宋元以後，竟需要西洋人來做欽天監，制定曆法;到了近代，更需要西方知識來幫助我們活下來，也就毫不奇怪了。今天小編先分享到這裏吧，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在戰國時期的宋景公如果和嬴政一樣暴躁，或許歷史終將改變，你怎麼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