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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寇老西兒 北宋名相寇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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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準(961-1023)北宋政治家﹑詩人。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980)進士。淳化五年(994)爲參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常識。知巴東縣。宋真宗時﹐曾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德元年(1004)﹐遼軍大舉侵宋﹐寇準力主抵抗﹐並促使真宗渡河親征﹐與遼立澶淵之盟,起了穩定局勢的作用。不久﹐被大臣王欽若排擠罷相。晚年再度被起用。封萊國公。後又因大臣丁謂等陷害遭貶﹐遠徙道州﹑雷州。宋仁宗天聖元年病死於雷州。諡號忠愍。

是是非非寇老西兒    北宋名相寇準

寇準與宋初山林詩人潘閬﹑魏野﹑“九僧”等爲友﹐詩風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類﹐情思悽婉﹐很有賈島詩的風味。與寇準同時的範雍爲他的詩集作序﹐說他“平昔酷愛”王維與韋應物的詩。他的一些詩確實也受了他們的影響。他的七言絕句意新語工﹐最有韻味﹐如“蕭蕭遠樹疏林外﹐一半秋山帶夕陽”(《書河上亭壁》)﹐“日暮長廊聞燕語﹐輕寒微雨麥秋時”(《夏日》)等﹐情景交融﹐清麗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他不是詞家﹐但偶有所作﹐也頗可讀。《全宋詞》共輯其詞4首。

現存《寇萊公集》 7卷﹐有《兩宋名賢小集》本﹐《寇忠愍公詩集》3卷﹐宋知河陽軍範雍初刻﹑有序﹐清朝有聖香樓刊本及辨義堂刊本。

關於寇準的原籍,好多人甚至歷史演義等都說寇準是山西人,但從下面這篇,可以更正這個不實之說。

是是非非寇老西兒----談談北宋名相寇準

八十年代初,劉蘭芳的評書<<楊家將>>,風靡了大江南北。對很多人來說,通過聽評書,不僅更深刻地理解了楊家英烈精忠保國的赤膽忠心,也瞭解到了許多有聲有色的歷史故事。其中就包括寇準的故事。很有意思一個問題是,評書把寇準稱爲“寇老西兒”。現代人把山西人戲稱爲“老西兒”,對有些著名的山西人,冠以“X老西”,如閻錫山,也叫閻老西兒。所以,評書是把寇準作爲山西人了,而且劉蘭芳還總是繪聲繪色地用山西口音模擬寇準說話。看了<<宋史>>的<<列傳第四十>>,才知道這是謬誤。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圭(右邊加耳刀)人也。”華州,今陝西省華縣;下圭(右邊加耳刀),今陝西渭南。宋時華州爲大州,轄渭南。現在陝西行政劃分翻了過來,渭南專區(市)轄華縣。所以,無論誰轄誰,也無論是古是今,寇準都是地地道道的陝西人,而不是老西兒。其實評書演義中的一些人和事,是當不得認真考證的。如“寇準背靴”的故事,是楊六郎能重新回到徵遼戰爭,以及以後的楊宗保替父出征和穆桂英掛帥的關鍵,極具戲劇性。但在<<宋史>>中卻是隻字不提,明顯是民間演義化的結果。無論今古,人們顯然樂道於這種以訛傳訛的故事。過去有演義,現在有連續劇,其實都是“戲說”。實在沒有必要依據正史一件一件地“辨僞”。但涉及到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他的出身籍貫,還是應該屬實認真的。我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談談寇準的幾個真實故事。

寇準出身於世家。十九歲時,中舉要考進士。當時的皇帝是那個從哥哥手中巧得天下的宋太宗趙光義。趙光義選進士的特點是傾向年長的,所以有人就向寇準建議把年齡往上改一改,以期得中。寇準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從仕起始,就奠定了誠實的基礎。<<宋史>>多次提及寇準的正直,如“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寇準死後,皇帝宋仁宗“賜諡曰忠愍”,可見寇準的爲官之道和爲人之本。 寇準以他的才幹,很快地得到了太宗的賞識,但他卻不是一味地去迎合附勢。<<宋史>>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想一想,一個初出茅廬的新人,竟敢在皇帝發怒離開的時候,拉着皇帝的龍袍,讓他重新坐下,一直到問題解決。這可是冒着殺頭的危險啊。就是今天在公司企業裏,我們敢在老闆盛怒時據理力爭,直到老闆讓步爲止嗎?這還根本不牽扯到腦袋搬家的問題。所以,宋太宗深有感觸地把寇準和唐太宗時著名的“諍臣”魏徵相比,他說“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唐以後,爲臣的,能被皇帝看作魏徵,應該是最高的讚賞了。

寇準正直,處事就難免失於直。在廟堂之上,當着皇帝的面,和同僚爭吵,尤如水火,連皇帝都無法制止。爭對了,皇帝高興,嘉獎升遷;爭錯了,皇帝惱火,撤職遠謫。 一次,爲天下大旱,太宗召衆相討論。大家都在以天數爲藉口打皇帝的馬虎眼,唯獨寇準講是天人感應,“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把天災與官宦的執法犯法和營私舞弊連到一起。太宗細問證據,寇準說,祖吉、王淮兩人都因受賄犯法,祖吉得到的髒款少,卻被殺了;而王淮因爲是副宰相王沔的弟弟,獲贓上千萬,只受了杖刑,卻官復原職,這難道不是不平嗎?太宗責問王沔,王沔不敢再瞞,低頭認罪。寇準因此得到了太宗的褒獎,並升爲左諫議大夫、樞密院副使。 這一次,王沔受貶,寇準升遷。但並不是次次如此,證據對自己不利的時候,爭吵只會帶來負面作用。一天,寇準和溫仲舒騎馬並行。有個瘋子攔住寇準的馬,向寇準山呼萬歲。寇準的政敵樞密院知院張遜得知後,派人向皇帝密告,說寇準有異心。寇準用溫仲舒爲證人,爲自己辯護。他和張遜在太宗面前激烈爭吵,相互揭短,使得太宗龍顏大怒。當下撤了張遜的職,也把寇準貶到青州當知州。

這是寇準在仕途上的第一次失利。當時,他才31歲。太宗深知寇準的才幹和秉性,把他外放的目的,只是想讓他收斂一點,老道一些。寇準走後,皇帝經常念及他,也爲寇準不在身邊而悶悶不樂。想寇準時,就問左右的侍從,“不知寇準在青州過得怎樣?”答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看來這幫皇帝周圍的宦官們也不喜歡寇準。要不然,爲什麼當皇帝再問寇準情況時,他們猜透了太宗想重新起用寇準的心思,落井下石地挑撥道,“您老人家對寇準這麼懷念,終日不忘;可他寇準在青州整日飲酒作樂,什麼時候還想念您呢?”

一年後,當太宗下決心重召寇準回京,並升爲副宰相時,寇準還是那個血氣方剛的“諍臣”嗎?會不會第二次被打倒呢?寇準回京後,太宗正害着嚴重的腳病,行走自然不便。見到寇準後,太宗首先讓寇準看自己的足疾,然後不無責備地問,“你怎麼來得這麼遲呢?”,有意顯示和寇準的親暱情感。寇準卻表現出一貫耿直的性格,沒說一句奉承討好的話,也沒表示“永不翻案”,痛改前非。而是不冷不熱地說,“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差點兒沒把皇帝噎死, 整個一個死不改悔!

隨着年事日益增高,太宗心頭最大的隱憂是誰來繼承他的皇位。作爲大宋的第二代核心,他對權力交接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首先,他的哥哥,開國的第一代,太祖皇帝趙匡胤就是在一場政變鬧劇中黃袍加身,從幼兒寡母的手中奪得天下的;而他正是全部過程的策劃人和參與人。然後,到老哥將要退出歷史舞臺的關鍵時刻,又是他以尊照皇太后懿旨的理由,硬是把傳統的傳位於子的傳統變成了傳位於弟的事實,流下了千古也無法說清楚的燈斧之謎。現在,他也老了,他要自己死前,把這個繼承人的事辦好,讓搶班奪權的歷史,從他開始,也隨他而終。

太宗相信寇準的忠誠,直截了當地問:“據你看,我的幾個兒子,誰可承繼大統?”剛見面,就問這麼敏感的問題,而且是當着那些對寇準沒有好感的侍從宦官的面,寇準當然不想直接回答。他向太宗提出,選皇儲時應避免向三種人諮詢,一是女人,也就是皇帝的后妃;二是中官,也就是宦官;三是近臣,“因爲陛下是在爲全天下選儲君啊”。言外之意是所提到的這三種人只知道狹隘的小集團利益。寇準這段充滿政治睿智的話,雖然沒有正面回答太宗的問題,卻含有極爲深刻的道理,也是對以往歷史的總結。<<宋史>>對寇準的這個總結評價很高。說寇“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爲萬世龜鑑。”

太宗低頭沉思良久。然後讓身邊的所有的人都退下,只剩他和寇準。這次皇帝是動真格的了。“你看襄王可以嗎?”太宗問。寇準說,“陛下選擇的是可以副天下望者,知子莫如父。聖上既然認可,就應該立即作出決定。”太宗見寇準真心地支持他的選擇,立即讓襄王做開封尹,改封壽王,立爲皇太子。所以,太宗召回寇準的目的,就是爲了解決立皇太子這件大事,爲權力的移交作準備。足見太宗對寇準的信任。但皇帝就是皇帝,生怕自己的威望和權力別被任何人奪走,哪怕就是太子。一次太子祭祀完太廟回來,人們爭相觀瞻,讚不絕口,“真是個少年天子”!話傳到太宗那裏,太宗不高興,問寇準,“人心都歸順到太子了,把我往哪擺呢?”古往今來,爲權力和威望之爭,毀滅了多少本應是平和的權力交接,使民衆多次陷於戰亂的水火之中!太多的大臣,爲了自己的私利,依附於爭鬥中的一派,渾水摸魚,全不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而寇準,只用了六個字,擲地有聲地回答了太宗的疑慮:“此社稷之福也。” 提到宋太宗和兒子宋真宗之間的交替,就不能不談談寇準的同事呂端。呂端與寇準共事多年,寇準直率,鋒芒畢露;呂端沉穩,大志若愚。二人同時爲相,儘管有時呂端爲正,寇準爲副,但寇準依舊是咄咄逼人,而呂端總是相忍爲安。<<宋史>>說呂端“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原因是他深知“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是以國家大利益爲重的。太宗選拔呂端爲宰相時,有人告訴太宗,呂端糊塗,不能爲大任。太宗說,“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說得真是對極了。如果說,寇準是太宗下

決心立太子的關鍵人物;那麼,呂端則是爲太子繼位立下汗馬功勞的英雄。 太宗臨死時,宦官王繼恩忌恨將要繼位的太子,聯合副宰相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等,陰謀另立楚王元佐爲君。太宗死後,李皇后派王繼恩去召呂端,呂端感覺事情有些不對。他先將王繼恩監禁起來,並派人看守。然後入宮見李皇后。李皇后說,皇上已死了,立他的長子爲君,是否更好,你看如何?呂端回答道:先帝生前立太子就是爲了今日。現在他剛去世,屍骨未寒,我們怎能違揹他的遺願而另有所議呢。說完,將太子請出,立爲真宗。更有意思的是,當真宗垂簾與羣臣相見,接受朝賀時,呂端站立不拜,要求將簾子拿掉,並走上前,辨認確實是真宗本人後,才率百官下跪,山呼萬歲。一點不含糊,突顯他“大事不糊塗”的秉性。

毛澤東熟讀經史,他送給葉劍英兩句話,“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就是把葉劍英同呂端相比。毛死後,葉用政變的方式,扶持了毛晚年刻意提拔的接班人華國鋒,把毛的“紅都皇后”江青及其追隨者投入了監獄,與宋太宗死後呂端所作所爲有異曲同工之妙。是毛澤東確有知人之明?還是歷史的巧合?現在和將來的歷史學家肯定會爭論不休。不過,這是題外的話,這裏就不引伸了。

回到寇準的故事上。大家要問,在呂端辦不糊塗的大事時,同爲宰相的寇準在哪?在幹什麼?答案是,他在鄧州(今河南鄧縣),在遠離京城的地方當知州,在接受太宗對他的第二次懲罰。 起因還是他那耿直好辯的習性。從官宦間的私人恩怨,引發了寇準與馮拯爲朝制規則的激烈爭鬥。按呂端的話講,“寇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總是讓着他;太宗也說,“若廷辯,失執政體”,就是勸寇準停止爭鬥。可寇準偏是不聽,“猶力爭不已”,甚至要與太宗“論曲直”。人狂到這份上,用北京老話講,就是“沒治了”。但還不僅如此,寇準的狂妄深深傷害了太宗的心,因爲他是一直眷顧和培養寇準的。太宗最後傷感地說寇準,“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不可救藥,失望到底。把寇準再一次逐出京城。

寇準又開始了新的外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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