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王安石“享負天下盛名三十年”之下，該不該爲北宋滅亡揹負罵名，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接着往下看
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脫離了大宋的控制，數十年間時常越境劫掠大宋，大宋派兵予以鎮壓。但無奈的是，大宋在長期以來軍事及財政上的弊端在這場戰爭中被無限放大，大宋不僅沒能迅速取勝，反而是敗績連連，最後只能靠着范仲淹的堡壘戰術才勉強應對，雖然大宋保住了大國的顏面，但其財政卻已是不堪重負、入不敷出。
第一、軍隊上
宋太祖建國之後並不仰止土地兼併，隨着土地兼併的日益嚴重，大宋爲了維穩，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便讓大量饑民加入軍隊，致使軍隊人數暴增，是爲冗軍。
根據史料記載，到宋仁宗時期，大宋軍隊的人數已經達到了驚人的125.9萬人，國家每年財政收入的七八十都被用於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雖然花費巨大，但是大宋軍隊的戰力卻是差強人意，宋軍不僅在與遼國的對峙中處於被打捱打的地位，就連只有300多萬人口的西夏，也讓宋軍連吃敗仗，損失慘重，王安石曾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所說，宋朝軍隊是一支人數龐大但卻“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的軍隊。
第二、官吏上
大宋一職多官現象嚴重，其實整個古代封建社會都差不多，只不過大宋尤爲突出，遇事時互相推諉，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是爲冗員，大宋之所以會出現一職多官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恩蔭制，恩蔭制是指高級文官的子孫和親戚，可以不通過科舉考試，直接入監讀書，進入仕途。
恩蔭制雖然早已有之，但是在宋朝卻最爲普遍及擴大發揚，由於宋太祖趙匡胤是靠軍事政變取得的政權，所以宋朝歷任皇帝都對武將抱有一種不信任的態度，如果不依靠武將，皇帝就只能依靠文官來進行統治，但是皇帝一方面要依靠文官，另一方面又不能讓文官做大而影響皇權。因此，廣泛實施恩蔭制就成爲了最好的選擇，雖然恩蔭制可以收買官員，贏得文官的支持，造成一職多官的局面，使得任何一個文官都不會掌握絕對的權力，從而讓皇權得到了保障，但恩蔭制又會無限擴大官員的數量，其實還是大宋國土過小，無法安排過多職位，導致冗員問題提前暴露。
第三、財政上
軍費開支如此巨大加之地方豪強隱瞞土地、逃避賦稅，致使國家財政困難，而且大宋對待官員額外優待，導致冗費，雖然大宋富裕有錢，但是也擋不住日益增加的費用。
財政上的危機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支出和收入之間的失衡，由於軍隊和官僚隊伍大量冗餘，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支出，另一方面地方的官吏與當地的豪強沆瀣一氣，瞞報土地，逃避賦稅，使得帝國的稅源大幅減少。
這三個危機彼此聯繫，一同消磨着大宋王朝的國力與根基，1067年，宋神宗繼位，一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瞭解帝國巨大的弊病，如果在不進行改革，大宋將徹底走向衰敗甚至滅亡，爲了徹底扭轉這一局面，他立即啓用王安石爲相，並授予其行政大權。
正是有鑑於此，王安石喊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展開了他轟轟烈烈的變法。
其實大宋這三個嚴重問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財政問題，爲了增加財政，王安石爲了增加財政收入，主要方案爲三個：
第一、青苗法
“青苗法”是由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施行，其主要內容是：諸路以見存常平、廣惠倉的一千五百萬石錢各爲本，如是糧谷，即與轉運司兌換成現錢，以現錢貸給廣大鄉村民戶，有剩餘也可以貸給城市坊郭戶。民戶貸請時，須五戶或十戶結爲一保，由上三等戶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貸請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貸請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別於五月和十月隨二稅償還，各收息二分。
王安石此舉是好，但是王安石忘記了“青苗法”實際操作起來會不一樣。
其一：可能就會變成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官府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又收回，再取利二分。這樣一算，如果貸款一萬貫的話，那一年的利息就是四千貫，年息40%。
其二：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特別是在古代交通極度不便的時候，中央政策是收兩分利，州府就敢收三分利，縣衙就敢收四分利，五分利，到了最後和高利貸有什麼區別?
在土地兼併愈演愈烈之下，世家豪門土地越來越多，那麼“青苗法”實施起來，這些錢都會落入這些世家豪門手裏，當田地都集中在他們這羣人手裏時候，這羣人可以靠着各種政治資源，這羣人就會拿這筆錢做生意，或者再次放貸出去，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明面上國家收入是增加了，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更加盤剝百姓的基礎上，和“青苗法”的初衷已經背道而馳了，雖然百姓反對，但官僚集團不反對。
第二、募役法
“募役法”是王安石實行的一套新的分級納稅制度，變法內容規定，差役方法就由農民輪流進行改爲官府僱人當差，除了最窮的兩個等級外，所有人都要以現金納稅的方式交納賦稅供養差役，這樣就可以對以前免除勞役賦稅的富裕階層合法徵稅，王安石還重新覈實稅賦，目的就是查清免賦稅的人去，增加財政收入。
第三、免行法
在“免行法”之前，大宋皇宮和權貴們的一切採購，尤其是在開封城的採購都是不花錢的，各商行必須爲官府和權貴們無條件地奉上他們所需要的商品，不僅如此，官府和權貴們還肆意勒索這些商行提供遠超採購需要的商品，王安石主持的“免行條貫”在開封商行中實行之後，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納免行錢，免除行戶對官府的供應。也就是說，商戶們繳納免行稅之後不再向官府和權貴免費供應任何商品，官府哪怕是皇宮之中買商品，都要由當時的市易司估定物價高低，按價購買。
“免行法”確實爲朝廷增加一批收入，同時對商人也較爲有利，但是皇族，後族，以及其餘勳貴們不這樣看，因爲他們這一羣人是被打擊的對象，從恣意勒索和從中漁利局面變成要花錢了。
雖然王安石的變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但“募役法”及“免行法”的實施，反對聲音一浪借過一浪，變法只能在巨大的反對浪潮中流產了。
歷史上人們對王安石的評價也十分的矛盾，一方面佩服王安石一心爲國不怕權貴的勇氣，但是另一方面又說王安石心懷惡意，因爲王安石的變法，從而使得大宋的黨爭愈演愈烈，最後使得大宋的最後一點元氣也在黨爭之中消耗殆盡，才導致了靖康之恥，可以說王安石的變法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大宋的衰亡。
王安石變法雖然被後世無數人所詬病，但是在他出山之前，卻是號稱“享負天下盛名三十年”，天下讀書人無不對王安石報以厚望，認爲他是可以改變大宋弊病之人，甚至當宋仁宗時王安石出任集賢院、知制誥時，朝中的士大夫們引以爲一時之盛事，無數人爲王安石的出仕而奔走相告，但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只要觸動了當時的既得利益者，曾經的期望值轉臉之間就變成了反對者，王安石也揹負了不該揹負的東西，這也令人唏噓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