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有一位抗匈名將，論騎馬射箭，技能遠遠勝過衛青和霍去病，但他的命運卻遠遠不如他們通達，馳騁沙場、打擊匈奴這麼多年，漢武帝卻始終沒有封他爲侯。
這位將軍是誰?漢武帝選才任人存在不公平嗎?
唐代詩人王昌齡曾寫過一首著名的《出塞》: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詩中所謂“飛將”，指的就是漢武帝時期的“飛將軍”李廣。王昌齡說如果有李廣這樣的將軍把守邊關，胡人就不敢輕易進犯。
李廣不僅射箭技術高超，騎術也非常高明。
公元前129年，在出擊匈奴的戰役中，李廣受傷後被生擒。匈奴人把兩匹馬用繩索聯結起來，把李廣放在繩索上面，相當於一個擔架。
李廣躺在上面裝死，發現旁邊有一個匈奴人騎着一匹好馬，李廣噌地一下騰躍起來，正好落在這匹馬上，並且奪了匈奴人的弓箭，又一把把他推下去，邊馳馬邊引弓，狂奔數十里，跑了回來。
匈奴因此贈送他一個雅號，叫“飛將軍”。
李廣奪馬的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
這樣一位有才能、有膽識，和匈奴打了一輩子仗的名將，漢武帝卻始終沒封他爲侯。所以有個著名的成語叫“李廣難封”。
同樣是名將，衛青不僅自己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三個兒子也都被漢武帝封侯。這樣難免就會有人批評漢武帝不公平。更關鍵的是，李廣最後一次出擊匈奴，是受衛青轄制，正是由於衛青的壓制，改變戰略部署，最終導致李廣的死亡……
公元前119年，李廣跟隨衛青出擊匈奴，擔任前將軍，屬於先頭部隊。這一年李廣六十多歲了，已經與匈奴交戰七十餘次。但這七十餘次戰役，都沒有給李廣帶來立功封侯的機會。
本來這次出征之前，漢武帝覺得李廣年齡太大，不想讓他再帶兵。但李廣求戰心切，一心想建功封侯，再三請戰。漢武帝最後答應了，讓他跟隨衛青。
但沒想到，這一次出征不僅沒有替李廣掙回一個封侯的機會，還成了這位老將軍生命中的最後一戰。
衛青率領軍隊出塞以後，打探到單于所在的方位，決定主動出擊。按照原先的隊形，李廣是前將軍，很有可能與單于率領的匈奴軍隊正面相遇。
但衛青在發兵之前，卻改變了戰略部署，讓李廣的前軍與右軍合併，取東面的道路行軍，由衛青自己和另一位將軍公孫敖一起對陣單于。這樣李廣就沒有正面挑戰單于的機會了。
李廣對這個改變很不滿意，認爲衛青剝奪了他立功封侯的機會。
那麼衛青爲什麼要改變戰略部署呢?他有兩點考慮：
第一，早在出徵之前，漢武帝就私下告誡過衛青，不要讓李廣獨自抵擋單于的軍隊。
因爲漢武帝已經發現，李廣這個人名聲很大，個人能力很強，怪就怪在一輩子下來老是打不了像模像樣的大勝仗。
第二，讓公孫敖取代李廣，也夾雜衛青的私心。公孫敖正好在上一次征戰匈奴的過程中戰敗，失去了侯爵，衛青讓公孫敖和自己一起對陣單于，是想讓公孫敖重新有一個封侯的機會。
李廣儘管不滿，但在衛青的強壓之下，只能和右將軍一起從東路進軍，結果迷了路，沒有按時和衛青率領的大部隊會合。
衛青和單于打完一仗，往回走的時候才碰到李廣。按軍法，這就得查問，是怎麼迷的路，爲什麼沒有按時和大部隊會合，該由誰負責?
李廣本來就爲改變部署的事窩了一肚子火，現在又出這麼一個差錯，心中的憤懣、煩躁可想而知。於是就對衛青派來的人說，別再問了，所有責任都算在我頭上，我自己去找大將軍。
李廣到了大將軍幕府以後，就對自己的手下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自己一輩子跟匈奴大小打了七十餘仗，這次有機會跟隨大將軍對陣單于，但大將軍卻改變我部的行軍路線，讓我走一條迂迴遼遠的道路，這又趕上了迷路，難道是天意要捉弄我嗎?我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不能再到監獄裏去受獄吏的侮辱。
說完這段話，李廣就拔刀自刎了。威震匈奴的飛將軍李廣，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司馬遷在《史記·李將軍列傳》裏，用生動而飽含感情的文筆描寫了李廣的一生，塑造了一個本領高強卻一輩子鬱郁不得志，最終竟含恨而死的悲劇英雄形象。
李廣這樣身懷絕技的名將，和匈奴打了一輩子仗，爲什麼始終封不了侯?衛青和霍去病，論本領不見得比李廣強，爲什麼都年輕輕的不僅封了侯，還在朝廷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這難道僅僅用命運不公就能解釋嗎?
衛青、霍去病不僅和漢武帝沾親帶故，而且司馬遷還在《佞幸列傳》裏點了他們的名，屬於男寵行列。按照這個思路，李廣就是漢武帝任人唯親的犧牲品。
那麼衛青和霍去病取得的功績和地位，跟他們本人的能力完全不匹配嗎?我們不妨將衛青和李廣做一個比較。
第一，看這兩個人的個人技能。衛青雖然很擅長騎馬射箭，但肯定不能跟李廣比;李廣在騎射武藝上，在當時應該是最優秀的，蓋世無雙。
第二，看帶兵的方法與效果。衛青能夠善待士卒，有功勞樂於和屬下分享，所以得到部下的擁戴。
李廣呢?李廣對自己的部屬也非常盡心，得到的賞賜經常分給部下，在邊外行軍和士兵同甘共苦，軍士們也願意爲他拼死作戰。
從帶兵的角度看，衛青、李廣都是很得人心的將領。
第三，看這兩個人的性格和處世態度。衛青是一個處世極其謹慎，不敢輕易造次的人。而李廣恰恰相反，性格剛烈，心裏裝不下事情。
李廣曾經因爲敗績要問斬刑，後來拿錢贖爲庶人。待在家裏沒事幹，就和朋友打打獵、喝喝酒。有一次晚上出去喝酒，喝得很晚纔回來，路過一個關口，被一個把關的官吏截住了。
按照當時的律令，不允許晚間擅自走動。於是，李廣的隨從跟這個官吏求情，但被拒絕。
後來漢武帝重新起用李廣後，李廣特意請旨，要求當時攔截他的那個把關官吏跟他一起赴任。結果一到軍營，他就把那個人給斬了。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李廣的度量比較小，不能容人。這一點不如衛青。
這三點比較下來看，李廣對衛青算是打了個平手。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李廣和衛青的戰績。
李廣一生與匈奴作戰無數，司馬遷在《史記·李將軍列傳》裏重點描寫過的，他和衛青共同參與的對匈作戰有三次。
一次發生在公元前129年。這是衛青第一次帶兵出擊匈奴，也就是我們開頭提到過的李廣被生擒的那次。這次戰役有四位將軍分別領兵出擊，唯獨初出茅廬的衛青不僅立了戰功，而且殺到匈奴祭天的龍城。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23年，當時衛青已經是大將軍，李廣是後將軍，歸衛青指揮。這一年漢軍整體上的戰績也不錯，但結果是：“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史記·李將軍列傳》)其他將領很多都建了功封了侯，唯獨李廣又沒有立功。
最後一次就是公元前119年，李廣自殺那次。
歷史無法假設，但我們禁不住想假設——假設衛青沒有改變戰略部署，李廣真的和單于對陣了，李廣一定就能建功嗎?
恐怕也未必。李廣之前打了那麼多次仗，不是沒有獨擋單于的機會，不也都沒建功嗎?
當然，如果不是衛青私心偏袒公孫敖，調整戰略部署的話，李廣能不能建功是一回事，但也未必就這麼死了。從這個角度來看，衛青的確虧欠李廣。
但話又說回來，衛青虧欠李廣是一回事，李廣封不了侯是另一回事。而且漢武帝站在戰略全局來考慮這個問題，也不能說他完全不在理。
所以李廣的結局固然悲愴，值得同情，但他封不了侯這個問題，看來的確不能全怪衛青或漢武帝，得另找原因。
像李廣這樣一個個人能力如此突出的將領，爲什麼就是建不了功、封不了侯呢?司馬遷爲他找過兩條理由。
第一條是講因果報應。李廣做隴西太守的時候，處理過一次羌人叛亂。李廣誘降了參與叛亂的八百多名羌人，但事後把他們全都給殺了。有人對李廣說：“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史記·李將軍列傳》)殺已經投降的人，不僅背信棄義，而且殘忍。
李廣不能封侯，被認爲是殺降的報應。
還有一條原因，司馬遷是從個人打仗風格的角度，替李廣找理由。
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雲。(《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廣的射術雖然高超，但他追求百發百中的精準，所以往往是在離敵數十步內瞄準了再射，這樣離敵人就很近，很容易遭到圍困。這是司馬遷替李廣找的理由。
後來我讀《資治通鑑》，發現司馬光有一段評論，更能夠給我們啓發。
和李廣同時期，有一位名將叫程不識，他們兩個人管理軍隊的風格截然不同。
李廣管理軍隊，整體上說非常放任：帶兵不組織、不整理隊形，晚上也不巡行警示，軍士人人自便，很隨意。唯一做的事就是讓偵察兵走得比較遠，察看敵情。
程不識批評李廣的這種做法，說這樣帶兵，倉促之間碰到敵人進犯，怎麼辦?所以程不識自己帶兵的風格和李廣恰恰相反，軍隊組織紀律非常嚴明。
士兵們都喜歡李廣這種隨意的風格，不喜歡跟隨程不識，因爲要做到紀律嚴明很辛苦，跟着李廣就比較安樂。
對此，司馬光評論說：
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兇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資治通鑑》卷十七)
管理、帶領一批人，不嚴明法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程不識的批評很在理。李廣是藝高人膽大，仗着自己的才能敢於這麼做，其他人要是模仿他，十有八九要出差錯。
司馬光的這段評論裏面隱含了一層意思，即李廣這個人因爲本領高強，所以也有很明顯的個人英雄主義作風。但行軍打仗最終的成敗，靠的是整支隊伍的協調，而不是個人技能。
有句話叫“聰明反被聰明誤”，在司馬光眼裏，李廣之所以一輩子不能封侯，他自己也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和司馬遷的觀點相差甚遠。
司馬遷從漢武帝用人、衛青這些佞幸之臣的排擠、因果報應、追求射術完美等多方面給李廣的失敗找原因，司馬光卻只強調一點，李廣自恃才能，在行軍部伍中隨性任意，是李廣不能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對李廣問題不同的態度，自然也反映出這兩位史學家對漢武帝不同的形象設定。
司馬遷對李廣傾注了特別多的感情，其中當然不乏對自己身世的感嘆;而司馬光分析衛青爲什麼能成功、李廣爲什麼會失敗，則更爲客觀公正。
作爲生活在千年之後的讀者，我們在欣賞和同情李廣的同時，也應從他的經歷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或許纔是更爲可取的讀書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