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祖上隨明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戰從龍有功，後戰死於雲南，爲表彰其功績，戚家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1544年戚繼光的父親去世，年僅16歲的戚繼光承襲父職，正式開啓了自己的軍旅生涯。16—27歲這段時期戚繼光一直負責山東海防。山東沿海也屢有倭寇騷擾。嘉靖三十三年，25歲的戚繼光被朝廷升任爲山東等處防倭署都指揮僉事。此時的戚繼光正是朝氣蓬勃，意氣風發的年紀。正如他所寫下的詩句那樣：“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戚繼光上任後，立即對衛所進行整頓，嚴肅軍紀，秉公執法，可謂雷厲風行。他對這一艱鉅的任務信心滿懷，他自己說：“自覺二十歲上下，務索做好官，猛於進取，而其他利害勞頓，皆不屑計也。”戚繼光任在任的兩年期間，山東沿海海防，成爲當時沿海各省最爲穩固的防線。基於此，朝廷纔將戚繼光調到倭患最嚴重的閩、浙地區。將他放置在更大的歷史舞臺，才能充分發揮他卓越的軍事才華。而在山東防倭任職期間的一些列事蹟，爲他後來馳騁閩、浙沿海，平定倭患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倭寇興起於元代，自元初到有明一代，其對我國沿海的騷擾，劫掠，前後持續長達300餘年。14世紀中葉，正值日本進入“南北朝”戰亂時期。一些在戰爭中失敗的武士，逐漸淪落爲“浪人”，依靠燒殺搶掠等手段謀生，這些浪人和當地專門從事走私貿易的海商相互結合，形成廣爲禍患的倭寇。
但史學界對“前期倭寇”與“後期倭寇”有所區分，活躍於十四世紀後半期的“前期倭寇”更加“貨真價實”，主要由日本人構成，其間或也有一些被稱之爲“禾尺”、“才人”的朝鮮人。
據《高麗史》載：“禾尺、才人不事耕種，相聚山谷詐稱倭賊。”所謂“禾尺”、“才人”實際上就是歸化於高麗的女真或契丹族後裔。但即便如此，此一時期的倭寇內部，日本人仍然是其構成的主導力量。
與“前期倭寇”不同，活躍於十六世紀中葉的“後期倭寇”以浙江、福建、廣東諸省沿海地帶爲主要活動舞臺，進行走私貿易。明朝嘉靖時期的倭寇成分更爲複雜，期間存在大量中國籍海盜、走私集團。大量史料顯示，此一時期倭寇相比較而言，非占主導地位的並非日本人。大部分是中國的走私海商及其追隨者。比如根據史籍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閩浙江南北廣東人多從倭者。大抵賊中多華人，真倭只十之一二。”
很多日本倭寇都是依附於華人的海盜集團，時人鄭曉在其所著《今言》中說：“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
明嘉靖時期倭寇興起的原因，與明朝的海禁政策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明代之初東南沿海一帶的倭寇不時與張士誠、方國珍的殘部相勾結，擾亂東南沿海地區。讓朝廷十分頭疼。(及張士誠、方國珍分據東南海上，而遺孽竄島中，兩浙淮陽驛騷矣。)
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入寇山東海濱郡縣，掠民男女而去。”朱元璋在獲悉此事後，主動派使臣到日本交涉。其在詔書中寫道：“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廷;不臣，則備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爲寇賊，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至其國，縛其王。”然而日方的“九州徵西將軍”懷良親王在接到信後，斬殺了五名使臣，其餘悉數扣押。即便如此，朱元璋還是一再向日本派去使者，一再被拒絕也始終剋制。“以蒙古之轍爲鑑，終不加兵。”(所謂“以蒙古之轍爲鑑”指的是元朝曾多次征討日本，均因颱風襲擊而失敗，日本的“神風”信仰就是因此而來。)
當朱元璋發現外交手段無法有效解決倭寇問題時，便對內在沿海地區採取“海禁”政策。規定“片板不許入海”，禁止民間私人海上貿易，只允許保留加以限制的官方朝貢貿易。然而對於福建、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的百姓而言，不冒險突破“海禁”之令根本無法生存。明中葉以後，人口的增長使得原本可耕種土地面積就少的沿海地區壓力倍增，不得不以海爲田，下海求食。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指出，沿海省份“田不供食,以海爲生,以津舶爲家者,十而九也”。
另一方面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加上有限制的朝貢貿易體系，無法滿足海外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人口壓力加之貿易需求的增長，使得沿海地區的走私規模日益擴大。(“海上之國方千里不知幾也，無中國續綿絲帛之物則不可以爲國。禁之愈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者愈衆。私通不得則攘奪隨之。”)
嘉靖二年(1523年)發生在寧波的“爭貢”事件，被史學家們普遍定義爲“後期倭寇”的發端。按照規定，維持明朝與外國的朝貢貿易關係是由市舶司負責的，外國船舶必須持有明朝政府頒發的“勘合”做爲憑證，方可前來貿易。事件起源於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各自派遣使團來華貿易，兩團在抵達浙江寧波後因爲勘合真僞之辯而引發衝突。據嘉靖《寧波府志》記載：“兩夷仇殺，流毒廛市。”
此事件導致明朝政府決定廢除了浙江、福建市舶司，僅保留廣東市舶司一處，由此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途徑中斷，爲後來的倭亂埋下伏筆。
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起，倭寇之患達到頂峯。嚴重威脅到沿海地區的安全，“聯舟數百，擁衆數萬……賊至必焚燬室廬而煙焰數十里,劫殺人民而死亡動則數千人。”
1555年，戚繼光調任浙江都司僉事，分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府。
明代自中葉以來，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衛所制度己無法發揮最初的效力。衛所官兵“驅之戎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恬若罔聞”，“平居則哨探不設，臨陣則紀律無聞。”毫無戰鬥力可以。因此不少將領主張推行募兵制，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
戚繼光很注重士兵的身體素質和精神面貌，他認爲一個人的精神面貌可以反映出他的本質，因此在選兵的時候他還會適當借鑑面相之法。他在所著《紀效新書》中說：“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
所謂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器，除了士兵本身的素質以爲，戚繼光也很注重對武器裝備的改良。戚繼光認爲“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加之戚繼光對軍隊作戰陣線的編制和創新，12人爲一隊，配備長短不一的兵器，相互配合，各司其職。此便著名的“鴛鴦陣”，很是讓倭寇大吃苦頭。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十九日，16艘倭船滿載1000多人抵達寧海，燒殺搶掠。戚繼光接到消息後於二十二日，部署好台州防務，親率主力2000餘人奔赴寧海。此役乃是“戚家軍”的“鴛鴦陣”首次亮相，半個時辰便殺敵數百，而戚家軍無一陣亡。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戚家軍屢立戰功，倭賊懼之如虎。
1567年隆慶皇帝朱載垕繼位，明政府放棄了開國以來的海禁政策，倭患起於海禁，如今海禁已開，沿海民衆允許下海貿易，倭寇也就消失了。而戚繼光平定“南倭”後則被調往北方，繼續對抗“北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