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值得了解、討論和紀念的人物實在太多了，近幾年我注意較多的一位是北魏孝文帝元(拓跋)宏。他生於北魏皇興元年(公元四六七年)八月，卒於太和二十九年(四九九年)四月。再過三年，就是他逝世一千五百週年。他本姓拓跋，但在逝世前的三年改姓了元。在他在位的二十九年間，最重要也最有爭議的舉措就是遷都和漢化。儘管歷史學家已經發表過不少論着，但我覺得還是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因爲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或許人們會作出截然不同的評價。
究竟元宏是蓋世英雄，還是千古罪人?還是先看一下史實吧!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年)五月，孝文帝拓跋宏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明堂舉行了齋戒，召集羣臣，將要占卜決定是否要出師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諶主持卜卦，他仔細觀察龜版上的紋線，確定屬於革卦。孝文帝一聽，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辭說：“‘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沒有了。”羣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誰也不敢說話，唯有尚書、任城王拓跋澄說：“陛下繼承先皇遺業，統治中原，這次出兵征伐尚未歸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卻是商湯、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厲聲責問：“爻辭上明明說是‘大人虎變’，怎麼能說不吉?”拓跋澄說：“陛下登帝位已久，怎麼能到今天才虎變?”孝文沉下臉色道：“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想使人心動搖嗎?”這位任澄王還是不買帳，說：“社稷雖然是陛下的，但我是社稷之臣，豈能知道有危險而不說話呢?”孝文帝好不容易纔忍下這口氣，淡淡說了一句：“各言其志，亦沒有什麼大不了吧!”這場隆重的儀式就草草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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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的真意當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宮後立即召見，並說：“在明堂上怕人多嘴雜，壞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裝發怒，嚇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現在我們再認真討論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將自己的計劃和盤托出：“這次的行動實在很難，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實施文治的地方，要在這裏移風易俗，是毫無辦法的，我想乘機遷都中原，你以爲如何?”拓跋澄說：“陛下要遷都中原來經略四海，這正是周成王、漢光武帝取得成功的經驗呀!”孝文帝還不無顧慮：“北方人死抱住舊習慣，留戀故鄉，肯定會引起驚恐和騷亂，怎麼辦?”拓跋澄答道：“非常之事，本來就不是常人所能想到做到的，只要陛下下了決心，他們還能幹得了什麼?”得到了這位宗室重臣的支持，孝文帝更有了信心，他把任城王比爲當年使漢高祖劉邦下決心遷都長安的謀臣張良。接着，孝文帝又與漢族大臣、尚書李衝等作了祕密部署，並下令軍隊實施演習，由李衝負責選拔人員。七月十日，北魏全國戒嚴，軍隊總動員，正式宣佈南伐，還命令與南朝接界的揚州、徐州徵發民夫，招募士兵。十天後，孝文帝在他嫡祖母馮太后的永固陵前舉行了告別儀式，就從平城出發，率領三十萬大軍浩蕩南下。以“南伐”爲名的遷都，就從這裏開始了，以後歷經曲折，終於在兩年之間大體完成。
在遷都已成定局時，孝文帝開始採取一系列更徹底的漢化措施，而反對派也不放過每一個對抗的機會。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孝文帝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鮮卑等北方諸族的服裝)，大多數鮮卑人都不樂意，很多人沒有執行命令，如東陽公(原東陽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拒不換裝。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太師、京兆公馮熙在平城病故。馮熙是馮太后之兄，又是孝文帝的岳父，留守平城的拓跋丕本來就不贊成遷都，就聯合陸睿等上書，請求孝文帝回平城參加馮熙的葬禮。孝文帝識破他們的意圖，指出他們在遷都之初就出了這樣的主意，是“陷君不義”，下令對他們給予降職處分，又下詔將馮熙的靈柩迎至洛陽安葬。
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正式宣佈了他的另一項漢化措施：“停止說鮮卑話，一律講正音(中原漢語)。三十歲以上的人或許一時難改，三十歲以下的朝廷現職官員不許再講鮮卑話，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職或撤職。”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詔，禁止在朝廷使用鮮卑語，違者一律免職。不久前，廣川王病亡，他的夫人早死，葬於平城，有關方面請示他應該在何處安葬，孝文帝又推出了一項重大改革：代(平城及周圍地區)人已遷洛陽者，應該全部葬在洛陽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陽的，不準回代地與妻子合葬。六月十九日下詔：“凡遷至洛陽的百姓死了，一律葬在河南，不得葬回北方。於是南遷的移民的籍貫都改爲河南洛陽了。
二十年正月，孝文帝走出了漢化過程中最徹底的一步，將本家族由拓跋氏改爲元氏，所有功臣舊族，包括鮮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統統改姓，如拔拔改爲長孫，達奚改爲奚，乙旃改爲叔孫，丘穆陵改爲穆，步六孤改爲陸，賀賴改爲賀，獨孤改爲劉，賀樓改爲樓，勿忸改爲於，尉遲改爲尉，等等。鮮卑等族與漢族在姓氏上的差別至此消除。同時，孝文帝以行政手段促使鮮卑族與漢族通婚，下令北方四個門第最高的家族的代表人——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將女兒送進後宮。李衝出身隴西大族，又與各個高門大族結爲兒女親家，孝文帝也將他女兒納爲妃子。他還下詔爲自己六位弟弟重新娶妻，分別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代郡穆氏聯姻。儘管此前鮮卑族與漢族已開始通婚，如孝文帝的嫡祖母馮太后就是北魏第一位被立爲皇后的漢族婦女，但如此大規模的通婚，無疑使鮮卑族從皇族元氏開始不再有純粹的血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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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劇烈的措施，推行時自然不會順利，但孝文帝萬萬沒有想到，帶頭違抗的竟是自己的長子——太子元恂。於是，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十五歲的元恂充當了可憐的犧牲品。爲了改革的勝利，他只能付出親生兒子的代價。儘管孝文帝在兩年後就以三十三歲的英年逝世，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沒有逆轉，中國歷史上掌握了政權的非漢民族統治者最主動、最徹底的漢化最終實現了。這樣的改革不僅在中國是空前絕後的，就是比之於我們的東鄰日本在近代實行的明治維新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當時的思想家雖然倡導“脫亞入歐”，恨不得將日本變爲歐洲的一部分，但還是保留了語言、姓氏和種族。
歷來在中國北方和境外生活的遊牧民族，凡是要進入漢族農耕地區的，無論是被擄掠或強制遷入的，還是作爲征服者來君臨天下的，最終都免不了成爲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運，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漢族之中了。且不說先秦的非華夏族，從漢代以來，匈奴、烏桓、鮮卑、羯、丁零、鐵勒、突厥、回紇(鶻)、沙陀、契丹、女真，幾乎無一例外。元亡後留在明朝境內的蒙古人、色目人就不再作爲一個民族而存在，民國建立後保持滿族身份的人口也曾迅速減少。這些民族消亡的過程基本上都是被動的，尤其是處於統治地位的民族，總要千方百計地抵制漢民族的同化。但統治者都無法解決一種兩難選擇：爲了他們的王朝長治久安，特別是要治理人口遠比他們本民族多的漢族臣民，他們不得不選擇漢族文化;爲了保持他們自己的民族特色，特別是使本民族不至於在漢族的汪洋大海中被同化，他們又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措施，甚至是極其嚴酷的法律手段。從十六國時期劉淵的漢國開始，這些由非漢族所建政權大多實行“一國兩制”，如遼朝有北面官、南面官，金朝既有“猛安謀克”又設州縣鄉里，元朝對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實行不同政策，清朝滿漢異制。正因爲如此，儘管這些民族在其統治後期已經難以抵擋被漢族融合的潮流，但無不堅持到了最後一刻，它們真正被同化都是在亡國喪權以後。今天看來十分正常的民族融合，當年都曾經付出慘痛浩大的代價——征服之初的鎮壓屠殺和被推翻後的血腥報復。在最殘酷的一次民族仇殺中，曾經統治北部中國的羯人幾乎被殺光，連不少長得像羯人的漢人也被誤殺。清朝入關後的雉發令曾經使多少人頭落地?而連孫中山都提出過“驅逐韃虜”的口號，要不是社會的進步，清朝亡後又將有多少滿族人爲他們的祖先作出補償?
應該指出，與其他遊牧民族一樣，鮮卑拓跋部曾經相當落後、保守，對華夏文明格格不入，並沒有什麼適宜改革的“國情”。公元二七七年，首領力微(始祖)之子沙漠汗(文帝)在晉朝當質子多年後返回，他當着諸部大人(酋長)的面用彈子打下了飛鳥，這引起了犬人們的恐慌，因爲當時的“國俗”還沒有用弓發射彈子的方法。他們認爲：“太子的服飾神態已與南方漢人一樣，又學了這樣少見的奇術，如果讓他繼承國統，就會改變舊俗，我們一定會不得志，不如選留在國內本分淳樸的人。”於是一起向力微建議，將他殺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0年)殺漢族大臣崔浩，主要罪行也是他所作《國記》將拓跋鮮卑早期的歷史原原本本寫了出來，並且刻石立在通衢大道上，是“暴揚國惡”。
孝文帝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覺、積極、主動的。當時北魏的國勢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統治已經穩定，並且已得到漢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認同，並沒有面臨其他民族或勢力的挑戰，更沒有到達不改革就得覆滅的地步。他當然受到了嫡祖母馮太后的影響，而且在太和十四年(四九○年)馮太后死後他在親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員實行俸祿，施行均田制、三長制等都是在馮太后執政時完成的，但決定性的漢化政策還是由他制定並推行成功的。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於他對漢文化優越性的認識和對鮮卑族長遠利益的關注，這充分表現在他對陸睿的談話中：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聯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聯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聯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資治通鑑》卷一三九)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國的君主中也不乏漢化程度很深者，如漢的劉聰、劉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堅，後燕的慕容垂等，他們本人都有很高的漢文化素養，但都沒有能夠解開本民族的情結，打破民族間界線，不得不實行民族之間、文化之間的雙重標準。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處是不言而喻的。正因爲如此，孝文帝儘管犧牲了自己兒子，不得不殺了一批企圖叛亂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價並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響深遠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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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遷都、漢化的直接結果，是百餘萬包括鮮卑和北方各族在內的移民遷入洛陽和中原，使洛陽再次成爲北方以至整個亞洲文化中心，使以漢族文化爲主體並吸收了鮮卑各族的北方文化遠遠超越了南方的漢族文化，也爲以後形成和發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礎。可以這樣說，在融入漢文化的同時，鮮卑文化的精華成了漢文化的一部分。鮮卑文化主動漢化的結果，卻在一定程度上使漢文化鮮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爲如此，洛陽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陽伽藍記》中傳神的描述和今天還能看到的龍門石窟的輝煌藝術，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即使在當時，南方的有識之士已經承認，洛陽的文明程度已經凌駕於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之上。永安二年(五二九年)，梁武帝派陳慶之護送元顥歸洛陽，失敗後隻身逃歸南方。當時北魏國力大衰，洛陽經歷河陰之變後也遠非全盛時可比，但陳慶之回國後卻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從唐朝初年開始，拓跋鮮卑建立的魏國被正式承認爲中國的正統之一，與繼承了晉朝法統的南朝享有同等地位，官方編纂的歷史就有《北史》和《南史》兩種，從此有了“南北朝”的名稱。一個非華夏( 漢)族建立的政權能被華夏(漢)族承認爲正統所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蹟。此前建立十六國(實際不止)的匈奴、鮮卑、羯、氐、羌諸族，被逃離中原的東晉稱爲“亂華”的“五胡”，在唐初官修的《晉書》中，他們的君主還沒有資格享受“本紀”的待遇，只能專門另立一種“載記”。
鮮卑族本身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元氏家族，儘管經歷了爾朱榮之亂，東、西魏分裂，北齊、北周取代東、西魏等屢次內亂、戰禍和天災，但依然子孫繁衍，名人輩出，特別是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幾位傑出人物。在唐朝，見記載的就有神童元希聲，北門學士元萬頃，名士元德秀、元集虛，學者元行衝等，特別是着名詩人元結、元稹，元稹與白居易齊名而並稱“元白”。金代末年，還出了大詩人元好問。至於其他鮮卑族的後裔，或含有鮮卑血統的“漢人”就更不勝枚舉，有興趣的話不妨翻翻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明顯屬於鮮卑、匈奴等族後裔的，就有劉氏、竇氏、高氏、房氏、宇文氏、長孫氏、李氏、於氏、閻氏、豆盧氏、源氏、渾氏、元氏、獨孤氏、安氏等十多支。就連唐朝皇室李氏，也並不是純粹的漢族血統，至於其他王侯將相以至士農工商中帶有胡人血統的人，儘管我們永遠無法作出定量分析，但毫無疑問是相當多的。經過孝文帝的主動融合和以後的發展，鮮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數民族最終成爲漢族的一部分。正由於鮮卑等民族的不斷加入，才爲漢民族不斷注入了新鮮血液，也使漢民族的人口數量日益增加。今天漢族能成爲中國的主體民族和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民族，離不開鮮卑等民族的貢獻。而鮮卑族本身，儘管因此而不再作爲一個單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個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中華民族固然應該紀念華夏族的祖先，但也應該紀念包括鮮卑族的先人在內的列祖列宗，不要忘記像孝文帝元宏那樣爲中華民族的形成和壯大作出過巨大貢獻的蓋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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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孝文帝或許會被當作千古罪人。由於他的改革，一個有近千年歷史的純粹的鮮卑族、鮮卑語言、鮮卑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消亡了。儘管中國還有元氏和其他鮮卑姓氏的後裔，但都已不是純粹的鮮卑血統;儘管專家們還能復原出鮮卑文化的某些片斷，但終究難睹它的全貌了。要是孝文帝不實行改革，或者爲了保持鮮卑民族的純正，寧可放棄中原的物質文明和遼闊疆域，回到沙漠草原，可能近代的人們還會在蒙古高原或大興安嶺中發現一個茹毛飲血、逐水草而居的鮮卑族。或許有人會認爲，孝文帝的作用與從肉體上消滅一個民族沒有什麼不同，不過採用了另一種手段而已，甚至是更陰險毒辣的手法，起到了外部敵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完全是一個“鮮卑奸”。
如果離開具體的人物和事件，來討論這樣一個問題：落後民族在先進民族面前應該作出什麼選擇?那麼答案一定會更多，更復雜。這無疑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筆者也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但從孝文帝其人其事的確引起了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在今天中國的範圍乃至整個東亞，在十九世紀以前的二千多年間，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一直是總體上最先進、文化水準最高的民族，所以對其他民族而言，“現代化”的過程不可避免就是“漢化”的過程。當然，由於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等方面的限制，想漢化未必化得了，但要進步就只能學習漢族文化卻是別無選擇的道路。不僅前面提到過的各個民族毫無例外，就是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也都證明了這一點。
最好的辦法，自然是“現代化”而不“漢化”，豈不兩全其美?可惜，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除了孝文帝等個別君主，其他大多數非漢族君主都曾想過不少辦法，試圖在接受漢族文明的同時保留本族的一些重要習俗，但無不以失敗而告終。遼朝皇帝曾堅持“捺鉢”，即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不同的野外帳篷中生活和辦公，但到了後期，捺鉢時間越來越少，而實際的首都卻已從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羅城)南遷到了中京(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大明城)，王公貴族還喜歡住在更南的南京(今北京市)。金朝後期，遷入黃河流域的女真人紛紛學漢語，穿漢裝，改漢姓，以致皇帝多次下詔禁止。但連太子、諸王都“自幼惟習漢人風俗”，女真“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氣得金世宗罵他們是“忘本”，看來已無可奈何。滿族入關後，爲了保持本族傳統煞費苦心，將邊外的“龍興之地”列爲禁區，設置圍場，皇帝每年行圍打獵，禁止滿漢通婚，強制推行滿族服飾，堅持使用滿族文字、姓氏，措施不可謂不周。但曾幾何時，早已在關內定居的滿族人不願再回關外;八旗將士騎不了馬，拉不開弓;乾隆以前的皇帝還能躍馬射虎，以後就只避暑不圍獵了;滿姓雖還保持，名字卻早已漢化，並在實際上取代了姓名。到了清朝江河日下之時，關東開放，新軍取代綠營，通婚開禁，剪辮合法，還有多少傳統能夠保得住?二千多年間，沒有一個民族取得過比孝文帝改革後的鮮卑族更好的結局，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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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記住，這裏討論的是歷史，不是現實。當時沒有聯合國憲章，沒有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沒有民族自治或基本人權的保障。當時也沒有火車、輪船、汽車、飛機，沒有電話、電報、攝影、電影，更沒有電視、傳真或信息高速公路，不要忘記，先民是在工業革命前進行民族間的交往、爭鬥、競爭和融合的。所以我要讚揚孝文帝元宏，因爲他走了一條當時唯一正確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