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紘年輕時遊學京都，曾曾跟博士韓宗學習易經和歐陽尚書，又到外黃跟濮陽闓學習韓詩、禮記和左氏春秋，後回到本郡，被薦舉爲茂才，當時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闢他爲掾，他都拒絕應召，避亂來到江東。孫策創建基業時，張紘便投靠了孫策。孫策上表任他爲正議校尉，後跟隨孫策征伐丹楊。孫策親臨戰鬥前線，張紘勸諫說：“主將是籌謀劃策的角色，三軍命運全依託於他，不可輕率行動，親身與區區小寇對陣相鬥。希望您能珍重上天授予您的才幹，符合天下的願望，不要讓全國上下爲您的安危而擔心受嚇。”
文理意正
建安四年(199年)，孫策因之前在壽春會見馬日磾時被中原士大夫說江東沒有博學之士便想派遣虞翻前往朝廷用才華折服中原人士，但是被虞翻拒絕，於是孫策便換派張紘 [8] 奉獻奏章到許昌，被留在那裏擔任侍御史。少府孔融等都和他親近友善。曹操聽說孫策去世，打算趁江東舉喪期間進行征伐，張紘對他進行勸諫，認爲乘人喪事而用兵，既有違傳統的道義，如果攻而不勝，還會使兩方結仇而丟棄往日盟好，不如藉此機會厚待江東。曹操聽取了他的意見，當即上表任孫權爲討虜將軍，兼會稽太守。曹操想讓張紘勸引孫權歸降，外任張紘爲會稽東部都尉。陳琳著有《武庫賦》，張紘讀後寫信稱讚陳琳的文才。陳琳卻說與張紘及張昭兩人相比，是小巫見大巫。
孫權剛剛統事時，正當盛年，吳夫人以外部多難，深懷憂慮勞苦，多次感謝張紘，囑咐他們的輔助之義。張紘立即上書答謝，思索的唯有補過誤。每當有祕密的計謀，與四方結交，經常由張紘和張昭負責起草。張紘以孫堅擊破董卓，扶持漢室的功勞和孫策平定江東，建立大業寫了一篇銘記頌揚。寫完後呈給孫權，孫權閱讀悲痛傷感,說：“君真瞭解我家的經歷啊。”
孫權對羣臣大多直接稱呼其字，唯獨稱呼張昭爲張公，稱張紘爲東部，可見孫權對二人的器重。
共施經略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任命張紘爲長史，隨軍征討合肥。孫權率領輕騎準備親自前往突擊敵人，張紘勸諫說：“兵器即是兇器，戰爭即是兇險。現如今您依恃旺盛雄壯的氣勢，輕視強大凶暴的敵人，三軍將士，無不寒心，雖說斬敵將奪敵旗，威震敵軍，但這只是偏將的責任，而不是主帥所幹的事情。希望您抑制住孟賁、夏育那樣的勇猛魯莽，胸懷成爲王霸的大計。”孫權接受了他的建議而放棄了行動。
回師後，第二年孫權準備再次出兵，張紘又勸諫說：“自古以來帝王是承受天命的君主，雖有皇靈輔佑在上，文德傳揚於下，也要依靠武功來昭其勳績。然而武功貴在因時而取，然後才建樹威勢。如今您正遭遇漢家四百年未有之厄運，有扶助危難之功業，理當暫且隱伏偃息軍隊，廣泛開墾農耕，任賢使能，務須崇尚寬和仁惠政策，順應天命來施行誅討，這樣就可以不勞師動衆而天下平定。”於是孫權便停止了軍事行動。
臨終囑咐
張紘建議應當離開吳郡移都秣陵，孫權依從其說。孫權讓張紘回吳郡接來家眷，走在半路上張紘病逝。臨死前，他授意兒子張靖給孫權留下書箋說：“自古以來有國有家之人，都想修治德政來興隆盛世，至於他們的治理，大多沒有理想的結果。並非沒有忠臣良將相輔佐，不是不明白治國的根本，而是由於君主不能克服自己的好惡情感，不善於聽取意見。人之常情是畏難趨易，喜好相同的意見而討厭不同的意見，這與治世法則正好相反。《易傳》有言‘從善如登山，學壞如崩山’，是說學好不容易。君主繼承數代相傳的基業，憑藉自然的趨勢，掌握着駕御羣臣的八柄權威，樂於做好做的事、聽好聽的話，無須向他人索求什麼，而忠臣心懷難於進用的治國之術，說出逆耳的忠言，兩者不能相互合意，不也是理所當然嗎?不合就會產生隔閡，巧言令色之人便乘虛而入，君主就會被假忠迷惑眼睛，貪戀小人的恩愛，於是賢愚混雜，長幼失序，這些情況產生的原因，是人情關係擾亂了正常的統治秩序。故此聖明的君主醒悟到這一點，如飢似渴地尋求賢才，不厭其煩地接受忠諫，剋制感情、減抑情慾，爲了道義而割捨恩愛，在上者無偏頗錯誤的任命，在下者也就絕了非分之念。您應當加以三思，忍受辱垢、掩藏鋒芒，以成就仁義澤被天下的大業。”張紘卒年六十。孫權看了他的遺書涕泣交流。張紘著有詩賦銘誄十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