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歷史，日本向來以中國爲師的，但鮮有稱臣的記錄。究其原因，日本得海洋之利，一直無法擺正自己的位置，以致於滋生頑固對抗的情緒。當然這種頑固，到了隋代以後似乎又多了幾分“傲骨”。
隋代，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攜日本國書遞呈隋煬帝。國書的開頭赫然寫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這讓隋煬帝龍顏不悅，吩咐“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唐代，中日在朝鮮半島白村江一帶發生水戰，倭國水軍大敗。退守本土後，倭國及時修訂對外政策，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並積極選派遣唐使，全方位向中國學習。
元代，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其稱臣納貢，高麗國王也致書日本一再催促，但日本輕蔑地予以拒絕。
明代，海防倭患讓明政府頗爲頭疼，明軍抗倭的故事一直陸陸續續。而倭寇的這種動作，其實早在元代，尤其是在明朝初期就亮明瞭態度，一度讓太祖朱元璋顏面無存。
朱元璋對日本的印象並不怎麼好。在朱元璋的眼裏，日本人就是走路光腳、說話像青蛙叫的跳樑小醜的形象。所謂“國王無道民爲賊，擾害生靈神鬼怨”、“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於天憲”，太祖對其也是極盡厭惡之情。
明朝初年，日本遣使來訪，言辭不遜，在問答詩中自譽爲“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朱元璋觀看問答詩後，更加反感，以致“帝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徵之意。”
朱元璋征伐日本還有另一個原因。早在太祖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國書去日本、高麗、安南、占城四國，示其“正朔”來朝。高麗、安南、占城這個三個國家立即遣使赴明稱臣朝賀，示意順從。唯獨日本不作任何表態。
當時的日本，正處於南北朝對峙時期，出現兩個天皇，天下大亂，哪管你是大明還是大元呢?
但若如此，也就罷了。更讓太祖坐立不安的是，倭寇還勾結張士誠、方明珍等殘部，常常出沒遼寧、山東、福建、浙江、廣東一帶的海上，擄掠財貨，沿海諸民不堪其擾。
洪武二年，太祖派楊載帶國書出使日本。在這封國書裏，明政府的態度已很明確：“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盜，聯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
這封國書被南朝徵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看到後，當場斬殺了使者中的5人，楊載等兩人也被拘留了三個月才得以放回。
懷良親王的無禮，讓朱元璋大爲惱火，但思前想後，他還是忍了。
洪武十四年，倭寇擾邊日甚，加之日本使者入貢時言辭傲慢無禮，朱元璋便又命禮官致書日本。
國書同樣被懷良王扣押，懷良王復書雲“……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賤辱之詞，躍然紙上。
太祖看後，大爲惱火，從此下定了老死不相往來的決心，但征伐之事不了了之。
太祖何以對日本一忍再忍呢?主要是因爲天下初定，紛爭剛止，太祖也不想爲大洋深處的這個小國，而大動干戈。進一步講，即便是征伐，明軍遠途跨海作戰，並沒有十足的取勝把握。
事後，太祖將日本作爲“不徵諸夷”的十五個國家之一。理由是，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
